情 • 德国情话

 

Qing

序言——德国的中国女婿

海珮春

说来连我自己都不相信,我和愚谦从认识到现在已有四十三个春秋了。第一次见面是1970年,是在一个朋友的生日晚会上认识的。那时我才二十岁。中国对我来说是那么的陌生,从电视里看到的中国,都是穿着黑、蓝制服的人群,手上拿着一本红色的毛泽东语录在街上游行,呼喊着毛泽东万岁。
可是眼前的这个中国人,穿的衣服和我们这里的男孩子没什么两样,一股帅气。他的一举一动让我感到很亲切和有感染力。我很快就喜欢上了他,愿意和他常在一起。父母知道了,大不愿意。
我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出生长大的,父母都是经过残酷的战争、经受过逃难的一代人。他们虽然和许多亲戚朋友失去了联络,但是他们毕竟还是在自己的国土里生活着。而愚谦孤身一人来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国家,十三年无家人的音信,一切从零开始,其艰难和心中的痛苦可想而知。
按照一般规律,两个来自完全不同文化背景和完全不同生活规律的一对,能够和谐相处、互相了解是很不容易的。但是我们却从来没有这样的问题,因为我们一直有很多更重要的事情去做、去解决。
愚谦是在文革时期离开中国的,他来到德国时,身无分文,也无任何证件,没有一个熟人,一个德文字都不会。一个年龄已过三十,如何维持生活,如何掌握德文,如何完成学业,如何获得正式证件,一切的一切都和他的“生”与“死”联系在一起。我们没有一点时间会因为很小的生活差异来闹别扭,问谁是谁非。我们生活在一起时,我经常为他担忧,怕他想不开。幸亏他有一个开朗的性格。反而来安慰我说,只允许悲伤十分钟。我们的关系是那么的和谐,互相关怀。例如,他的家庭观念比我的深,当我有时冷落我的父母,甚至希望二十一岁时离开家,自由飞翔。他则劝我多为父母着想,应该多陪伴他们。使我很感动。
到后来,连从最初完全不能接受一个从红色中国跑出来的我的父母,都怕这个中国准女婿跑了,离开他们。
通过他的开朗性格和苦干,我开始对这个谜一般的国家发生了极大的兴趣,并在入大学时选汉学为自己的主科。愚谦则沉醉于德国的文化,从哲学,文学、到音乐、绘画,甚至对建筑艺术发生了兴趣,什么都想知道。两人相互做学生、当老师,我们的生活怎能不融洽?感情就更深了。
愚谦最起初到德国来,德国政府只是同意他暂时居留,另找别的出路。没想到,他在中国时所获得的教育和文化知识帮助了他,他在中国时积累的工作经验辅助了他,他的刻苦学习精神支持了他,使他在短期内就掌握了德文,说服了周围的人。他们帮他打开了一条通往德国大学学术界的道路。
到现在,如果他不对人说,谁也不会相信他这一生是经过那么多坎坷,爬过悬崖、翻国峭壁、越过险滩过来的。谁也不会相信,这个好像从外星球来的中国人,是如何赤手空拳奋斗过来的。又有多少人知道,他会在深夜被梦中可怕的遭遇所惊醒,满身出着冷汗。又有谁知道,他的最亲爱的母亲辞世时,他心中感应到万里之外的母亲的道别话语说:“再…见…了…! 愚…谦…!。”他痛哭流涕了很久,面对着家乡的方向长跪不起,希望能向母亲赔罪。
在德国,凡是认识他的人都知道他是个乐观主义者,成天无忧无虑,爱说爱笑。也许我是唯一的一个人了解到他的内心充满了多少疑惑和悲哀。一幕幕情景,使他难以忘怀。
愚谦是一个既顾家、又顾国、还终日为世界担忧的“疯子”。只要他一有空余时间,不是读书看报,就是写文章。因而他有几个职业,大学教学生,业余当记者,晚上编杂志。有的时候,早上六点钟,我还没睁开眼,他就和我讨论国际大事。等到我完全清醒了,他又呼呼大睡起来。我们的家,不但周末永远是宾客满门,而且常客不断。住三年,住两年,住一年,住半年,住几个月,填补了他怀念祖国的空虚。
现在他已经是八十开外的人了,还是关心世界大事。他每天看报,还在报上画黄道绿道和写注解。一见到美国又要“为正义”出兵去管他国闲事了,他就会破口大骂,连我现在都会学他用上海话骂人了。什么“阿缺西”、“小出老”。这就是关愚谦。
一个已经“八零后”的人,还每天扒在书桌上七八个小时,用电脑写书、写文章。连我都怀疑,他哪里来的那么多精力。幸亏他有一个特点,每天早饭前,坚持做健身锻炼,全身自我拍打按摩,然后打两套二十四式的太极拳,雷打不动,已经有二十多年了。所以他的精神十足,精力充沛,他说,这都要感谢被“充军”青海的那几年,吃尽了苦头,锻炼了筋骨。这就是关愚谦。
我常常对人这么说,我们两人此生如此相濡以沫,希望下一辈子还在一起。

序言——异乡中的喃喃情话

曹景行

关愚谦先生是前辈,我一直尊称他关老爷,关天培后人嘛。我们又是上海西区名校市西中学的校友,好像是我出生的1947年,他就入读市西了。即使到了今天,在他身上仍然有着清晰的上海“老克拉”味道和线条,但毕竟浪迹天涯半个世纪有多,已经很难算是上海人了。我们这两年的一大争议,就是谁的上海话更加标准,显然他占不到上风。

算一算,今年82岁的关老爷出生在1931年,那是“国破山河在”的特殊时刻。像他那个年代的中国人,甚至我们这些比他小一二十岁的中国人,都无法逃脱坎坷国运和时代巨浪摆布。关老爷上一部自传体著作取名为《浪》,或许就有这个意思吧。

尤其是1966年6月“文化大革命”正式开局,我们不管什么年龄都只能随波逐流,许多人就连苟且求存都难。那年的9月3日,也就是中国人民抗战胜利21周年的那一天,傅雷夫妇在上海自缢身亡。那时我住南京西路电视台旁边五层高的旧楼,“文革”第二年夏天接连有人从顶层跳下,邻里熟人中自杀的有诗人闻捷夫妇。

关愚谦先生走的却是求生之路,不仅方法奇特,而且成功出走。这需要丰富的想象力,极大的胆量,还有十分的运气。“文革”十年期间许多人比他悲壮,但都没有他幸运。他的这本“情话”,记录的正是从出走他国到重归祖国的另一段人生。

这些年我从香港回到中国内地教书、做新闻,不止一次听到80后、90后的孩子抱怨他们是中国最不幸的一代,很是羡慕我们这些“爷爷”、“奶奶”经历丰富、人生多彩。怎么对他们说呢,只是一句“你们生在福中不知福”有用吗?或许就推荐他们看看关先生的书吧。

一年多前,尚在作最后支撑的河北卫视《读书》节目做了一期关先生夫妇的专题,主要推荐关夫人海珮春的新书《德国媳妇中国家》,同时也介绍了关先生已经出版的书籍。两个多小时的录制,听他们说那前后几十年的故事,现场的好几位年轻朋友都忍不住流下眼泪。

那期节目收视率特别高。历史在我们每个人身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而他关愚谦,则要把自己的人生记录下来,还给历史,留给世人,留给后人。实际上,每一个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中国人,都应该这么做。

关老爷现在是德国公民,前不久在柏林坐他的车子逛街,觉得他的驾驶风格就像十足的德国绅士。但他从里到外仍然是中国人;即使日后可能终老德国,仍然是十足中国人。而他的这本《德国情话》,记录的只不过是他在异乡对着家乡中国发出的喃喃情话。

他同中国朋友一起时,谈的是中国;他同德国朋友一起时,谈的还是中国。我甚至相信,他同夫人珮春两人之间谈的最多的,应该也是中国。近期中国发生的一些事情,让他有点困惑,更有点焦虑。我劝他不如“老老实实安度晚年”,别放着好日子却不懂得享受,国家大事还是让“在其位”的人去操心吧。但我也知道他不会,也不可能,因为他毕竟是那个时代出品的中国人。

不过,他的书,包括本书,今天能够在中国出版,能够被许许多多读者所喜欢,也正表明中国还是在发展、在前进、在提升。前面还是会有许多坎坷,国家只要不倒退就好。这也许是我们的共同愿望,尽管卑微。



1968年二月之三

关愚谦 Kuan Yu-Chien

入埃及记

异乡异客

飞机抵达开罗,已是清晨时分。出关时,我又担心,我的假护照会被海关识破。然而,我的担心是多余的,埃及边防警一见日本护照,立即放行。我随着那两位捷克人坐上了出租汽车。
两位捷克人又争论起来了。我一阵心酸,我是一个流浪汉了,能不能吃口饭得看别人的脸色。我想母亲和妻儿,我甚至想“和大”,怎么整我都行,哪怕再回青海,只要现在能让我回中国。但是,不可能呢。我将去什么地方?哪里会有我一个栖身之所?我的眼泪扑簌扑簌地滴落了下来。
那两位见我哭了,立刻停止了争论,年长那位马上对司机说了几句话。
出租车进入了市区后,左拐右拐,来到一幢大楼面前停下。年轻的捷克人跳出汽车,走到那幢大楼大门前,按了几下门铃,走出一个睡眼惺忪、衣冠不整的人。显然时间还太早,他还在睡觉呢!他们说了几句话,年轻人又回到车旁,取出我的行李,然后指着门口的人对我说:”您下来吧!他会帮助您的。”我下了车,刚想转过来问几句,谁知他俩已跳上车扬长而去。
“您怎么这么早就来了?离办公还有一个钟头呢,进来吧!先到会客室坐一会儿吧。”纯正的俄语。他不管我懂不懂,就斜着身让我进去,顺手关上了大门。
他讲俄语,这是什么地方?怎么会有人说这么好的俄语?捷克人能说这么好的俄语?也许吧,那两位就说得不错。我被那个人领进一间相当气派的会客室里,还没有等我转过身来,那个人已经离去。我放下我的行李,坐到沙发上,想判断出这到底是什么地方,可是我的眼皮很快就撑不住了。我睡得那么死,直到一个打着大红领带的大个子白人使劲地推着我的肩膀,我才勉强醒来。
他用俄语很礼貌地介绍了自己,从名字我知道他是俄国人。”您睡得那么香。对面是盥洗室,您想去洗一下吗?”说着他用手指了一指。
“您能告诉我,我现在在什么地方吗?”我用俄文问。
“您不知道,您现在在哪儿?”他非常惊异地看着我。
“我真的不知道,是两位捷克人送我来这里的。”
“您先去洗一洗吧!”
我几乎都认不出自己,镜子里的我,人不象人、鬼不象鬼,头发蓬松,两眼凹陷,胡子拉茬,满脸发黑,白衬衫又脏又臭。本来还算体面的西装也皱巴得不堪入目。怪不得他非要我洗一洗呢!
回到会客室时,我相信自己恢复点了人的模样,但有些手足无措。
大楼里忙碌起来,男男女女,楼上楼下,进进出出。不管是谁,走过会客室,都会向里面瞟上一眼。这里到底是什么地方,为什么所有的人都说俄文?坏了,难道这里是苏联大使馆?是他们的情报机关克格勃?我可别掉到苏联克格勃手里,那就永世不得翻身了。王明跑到苏联不回去,被称为叛徒。我已经闯了大祸,不能罪上加罪呀。
那位打红领带的人再也没有出现。一位迷人的穿着黄色短裙的金发女郎给我送来了咖啡和烤面包,又微笑地离去。“这不是克格勃的‘燕子’吗?专门用女色勾引人。”我骤然想起以前看过的间谍故事。
隔不多时,又来了一位个子不高,满头黑发,面带笑容,极有礼貌的男子。他首先是用英文问我,懂哪国语言。这让我立即产生了一种亲切感。
“俄语也可以。”我说。
“听我的朋友说,您是从中国来的。您会说俄语。我这样和您说话,您听得懂吗?”他说话轻声轻调,十分友好,使我想起了我的老专家谢尔盖.米哈依洛为奇。
我点了点头。可我觉得有点奇怪,他的朋友是谁?怎么会知道我是从中国来的而且会说俄语。一定是那两个捷克人透露的。
“我是一个苏联作家,现在在开罗体验生活。和您同飞机的捷克人是我的朋友,他打电话告诉我,您是一个中国来的知识分子,做过记者和翻译。那么我们是同行了。我不知道我们应该怎么帮助您?”他解开了我的疑惑。
“请问,这是什么地方?”
“这是苏联大使馆。我觉得,您在这里不太合适,我给您找到了一个旅馆,我们到那里可以随便谈,您同意吗?”说着他站了起来。
原来这是苏联大使馆,怪不得那么气派。就相信他是个作家吧,他看上去两鬓飘霜,面目慈祥,说话彬彬有礼,是个典型的知识分子型,对我不会起坏心眼吧!起坏心眼又怎么样,我已经落魄到这个地步。
让我造假是很困难的,何况我已经把不少事告诉了那两个捷克人,不如象他和盘托出吧。于是在去旅馆的路上,我把我的经历摘要地讲给他听,我还拿出了那本日本护照给他看。他听得很耐心,眼中还不时地闪出同情的泪光。
“我完全理解您的遭遇。我在斯大林时代也被充军到西伯利亚。让我们做一个朋友吧!你打算以后怎么办?”等我说完以后,他拍了拍我的膝盖说。
“不知道!浪迹天涯吧!”我忽然想起普希金在西伯利亚流放时写的一句诗,我随口用俄文背了出来。
“浪迹天涯!您知道这个句子?”苏联作家兴奋地说。
“我很喜欢文学,尤其是俄国文学。普希金的诗,有些我都能背诵下来。我自己也写过诗,翻译过俄国文学作品。”
“您译过俄国文学?什么名字?谁写的?”
“我译过普希金和莱蒙托夫的一些诗,还有爱伦堡写的《西伯利亚狂想曲》和《九级浪》”。
“您为什么译他的作品?”
“我觉得他的作品有自己的特点,不是说教式的,有人情味。而且爱伦堡的知识非常渊博,对西方社会的了解比一些其他作家深刻许多。我说的对不对?”
“很有道理,爱伦堡在法国住过很长时间,因而受西方文学的影响很深。真没想到,您对我们国家的文学还那么熟悉。现在,我们先解决紧迫的生存问题,然后再畅谈文学。好吗?”
给他这么一提醒,我这乱哄哄的脑子一下又回到了现实。我随口说了这么一句话:”天无绝人之路,上帝会给我安排一切的。”说完后,我自己都觉得奇怪,有多少年没有提到上帝这个词,怎么会一下蹦了出来。
“且不管下一步您如何走,先在旅馆里好好休息一下,然后我再来看您。这里是十个埃磅,您先拿去用。”他把我送到一个门面不大的旅馆,从口袋里掏出几张埃及纸币往我身边一放,接着说:“我看得出来,您是一个诚实的知识分子,您应该尽量远离政治。千万不要陷进政治的泥坑,拔出来就难了。我想在这一点上,中国与苏联有相似之处。这个旅馆是苏联朋友来常住的地方,我们已经为您安排好了一切。”说着他下了汽车把我领了进去,用阿拉伯语和柜台上的人说了几句话,然后转过身来对我说:
“一切多保重!”他紧紧地握了握我的手,就匆匆忙忙地告辞了。
和他才接触这么短的时间,他给我的印象终身难以忘记。我完全明白他那句话“远离政治”的含意,他不希望让我卷入肮脏的政治当中。如果我被弄到苏联,情况可能会更糟糕。不明白的是,他怎么有这么大的胆量,敢对我说这样的知心话。这说明,苏联这个社会比起中国来开放很多。
这家旅馆小巧玲珑,很干净。我信手拉开书桌的抽屉,看见里面散放着几张信纸和几个信封,信纸的抬头上很粗糙地印着“Hotel Victoria ”,一见到信纸、信封,我的心立即回到母亲的身边,我知道,母亲多么想知道爱儿的下落。我很快地拿起了笔,可我能写些什么呢?我忽然发现这支笔有千斤重,我不知道如何向亲爱的母亲叙说。
今天该是星期日吧,母亲,或者美珍带着儿子也许不放心会回家看看。如果他们发现我不在家,必然非常着急,会到处找我,一旦找到我单位,单位发现可疑之处,必然去公安局报案。那么,我的家人会首当其冲。
我真混,为什么不在家里留下一封信,明确告诉单位领导,我的出逃与家人无关。家人也至少知道我的行踪,否则不要急死他们了?想到这里,我身上的血液又奔腾起来。不行,我得马上写一封信回去,但是写给谁呢?母亲?单位领导?美珍?姐姐?哥哥?
我感到无助和无奈,忽然扑到床上大哭起来。这里反正是我一个人,谁也看不到,哭个够吧。我最先边哭边埋怨的反倒是我的最敬爱的母亲,她不应该生下了我;接着我恨自己那玩世不恭、难以驾驭的性格。我开始哭诉国内的鬼政治,阶级斗争,永远不给人以安宁。我开始回顾这两天发生的事,忽然后怕起来。如果我一旦被抓住,我的下场……,我不敢再往下想了,就这样,迷迷糊糊地睡了过去。等我再睁开眼时,屋里已黑乎乎一片,吓我一跳,以为被人关到地下室里了。窗外的星星提醒我,原来我昏睡了整整一个白天。
从床上爬起来,浑身骨头酸痛,头也痛得象要裂开一样。我勉强支撑着走到卫生间,洗了个澡,刮了胡子,总算轻松一些。我打开我的大箱子,拿出一套干净衣服换上。再站到镜子前,感觉又更好了一些。同时一阵饥饿感袭来,我一天没吃东西了。
我来到旅馆楼下的柜台前,那里坐着一个面孔黝黑的阿拉伯小伙子,显然已经换了班,英文说得不错。在他的指点下,我找到一家小食品店,买了一套夹肉薄饼和两瓶汽水,边往旅馆走边计算,这十埃镑还真不少,足够维持我十几天的日子,我的心情立刻好了起来,嘴里竟哼起“大海航行靠舵手”那首歌来。唱歌是为我摆脱困恼的有利工具。
回到旅馆,见到那当班的小伙子也没吃晚饭,我就把那套夹肉饼给了他,自己又返回那家商店再买了一套,还买了一盘蔬菜沙拉。那小伙子见我这么爽朗,很高兴,也把他吃的东西拿出来,还煮了一壶阿拉伯浓茶。我们边吃边聊了起来。当他听说我是中国人,更兴奋起来,他说周末带我去他家里做客。还答应带我在开罗好好玩玩。
心里空落落的,不想回到我那个小房间,我怕一个人在房间里,一直聊到小伙子下班。那是我在异国他乡度过的第一个夜晚,当我想到,我成了一个没有祖国,没有亲人和朋友的人,就好像墙头上的草失去了根,心中的绞痛使我难以忍受。我毕竟还是一个有自尊心的人啊!在床上翻来覆去反正睡不着,再打开灯,还是决定写一封家书,写给我的母亲。

最最亲爱的娘:
我出走了。
我对不起您,对不起所有的亲人、朋友,对不起祖国。我现在已经自绝于国家,自绝于人民。我已经成了一个有罪的人。
娘,您忘了我吧!就算您没有过我这个不肖的儿子。可您记住,我将永远爱您,我永远按照您过去给我的教诲生活下去,不管我再遇到多大的苦难,也绝不会出卖自己的灵魂。您的爱,不管今后我走到世界的哪一个角落里,都将温暖我的心和庇护我。
娘,您是最了解您的儿子的。我之所选择这条路,是因为无奈,我想活下去,象一个自由人那样活下去,我再也受不了那种精神上的折磨。我今后不管遇到什么困苦,陷入什么困境,我是不会低头的,我会坚强地、勇敢地搏斗下去,让世人看看我到底是怎样一个人。因为我知道,只有这样,才是您最希望的。
转告小新、转告哥哥和姐姐,我爱他们。

不肖之子 愚谦顿首
1968年2月24 日

信写完了,我发现信纸上被我的泪水涧成无数朵绽开的鲜花,它们在向我微笑,在赞赏着我的词句,我也会心地笑了起来。一瞬间,一句俄罗斯谚语出现在脑际:“有人因恐惧而死,也有人因恐惧而得救。”我不是属于那后一种人吗!
我试图分析自己,我为什会么如此大胆妄为。仅是因为恐惧吗?这没错,这是一种对一次次运动挨整的恐惧,是一种对家庭破裂的恐惧,是对名誉扫地人人喊打的恐惧。因为恐惧,我软弱到了极点,我绝望到了极点。失去了冷静和判断力,竟然决定以死对抗恐惧。如果拉开办公桌抽屉时,进入我视野的首先不是那本蓝色的护照,而是那包小刀片。那么,毫无疑问我就要归入“因恐惧而死”的那类人了。
同时,在我发现这本护照后,忽然在我的人生道路上出现了一线曙光。我是一个热爱生活的人,我从小就梦幻着沿着父亲过去的足迹,浪游世界。随着年纪的增长,对社会的不满,对前途的失望,这种闯世界的愿望更为强烈。可是,这次的重蹈覆辙,我是永远不会翻身了,很可能其下场比反右后还惨。我怎能再被送回那人间地狱。不!我不能再听从他人的安排了,我已经受够了耻辱。我要反抗。
走!九死一生闯一闯吧!哪怕死了呢!真没想到竟被我闯了出来。想到这里,我开始得意地笑了起来。这也是我几天来第一次的微笑,一个战胜自己命运的微笑。

落到开罗警察局之手

“嘀铃铃……”,一阵清脆的铃响,把我从梦中唤回现实。梦中我在北京“和大”大院我的办公室里忙着,要赶在下班之前写完一个接待外宾的计划。铃声一响,我还以为是下班了呢。
“喂!”我一把抓起床边的电话。
“先生,您可以下来一下吗?楼下有人找你。”是旅馆接客台打来的。我逐渐地清醒过来。看了看表,正好是早上八点。
“噢!我马上下来。”我想是那位苏联作家来了。
在旅馆一楼窄小的走廊里,站着一个留着八字胡、穿深色西装的阿拉伯人。
“先生,我是埃及的外事警察。”他边说边从口袋里掏出一张带有照片的一个证件之类的硬卡,在我眼前晃了一晃说:“您现在有危险,我们政府准备保护您,请您马上跟我离开这个旅馆。”
他那种神秘紧张的样子,让我怀疑他的真实身份。我是否应该相信他,跟他走呢?
那位陌生人似乎觉察到了我的想法,他又说:“您的护照是否带在身上?即那本本来不属于您的护照。您的国家现已派红卫兵到处搜寻您,请赶快跟我走。”当我听他这么一说,我倒心慌起来。好利害的红卫兵,竟然能跑到埃及来抓人。可是我禁不住想,埃及警方怎么会知道我住在这个旅馆呢?除了那个送我来的苏联作家以外,还会有谁知道呢?喔!对了。还有苏联大使馆。一定是苏联大使馆向埃及官方通报了我的事。看来情况复杂化了。不管这么多了,跟他走一趟吧!埃及警察局总比苏联克格勃强。
“我可以到楼上拿我的行李吗?”我问道。
“那本护照您带在身上吗?”那人径直反问我。
我点点头,用手拍了拍上衣口袋。
“听着,我在前面走,您在后面跟着,别跟丢了。快!快!跟我来。”也不等我答应,他一转身,向大门外张望了一下,又向我摆了摆手,风也似地离开了旅馆。说也奇怪,我竟然毫没犹豫地就跟他跑了出去。我眼睛四处张张,发现外面并没有可疑的人。他倒像真来救我的,如果想加害于我,他在旅馆就可以干掉我,没必要来电影上的这一套。
这位神秘客,一出旅馆门,就从大路钻入小巷,左拐右弯,边跑边注视左右情况,还不时转过身来,向我摆摆手。简直和侦探小说里写的一样。我忽然觉得有趣,几乎笑出了声,你关愚谦这一生还会有如此遭遇,在非洲“演”侦探电影。
我跟着他来到了一条宽阔热闹人来车往的大路上,我生怕被他拉下,更紧紧地跟着。忽然他加快了速度,追赶着还在往前行驶的一辆有轨电车。想当年大学里三千米赛跑,我跑了全校第二名,当然不在乎这个。那时,开罗的有轨电车是没有门的,旅客可以随便跳上跳下,有的索性就吊在车身之外。我跟他跳上了电车。他撇一撇嘴,微笑地向我点了点头。
我跟着他,跳下一部电车,又跳上另一部电车。
最后,他把我带进一座灰色大楼。我很奇怪他为什么不直接用车接我来此地,又快又安全。
一位高大白胖的人等着我们。红色领带松松地挂在他的白色衬衫前,衬衫领子上边已经磨坏了。带我来的人在他面前必恭必敬,一定是一个高级警官。
“啊!欢迎!您请坐!您贵姓?”这位先生操着流利的英语问我。
我报了真名真姓。
“啊!关先生!您一定不知道,您到开罗不久,中国的红卫兵就开始到处找您了。您的运气真好,刚刚旅馆来了电话,说红卫兵在您离开不久,就包围了Victoria旅馆。”
我被他说糊涂了。红卫兵?在开罗哪来的红卫兵?我一脸狐疑地看着他。
“好象您不相信,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已经波及到了开罗。中国大使馆里的红卫兵组织,已全体出动,在到处搜寻您。他们消息也真灵,很快就找到您住的旅馆。”
“要是他们把我抓住,就可以把我带回中国吗?”我紧张地问。
“当然没有那么容易。不过,您是中国公民,非法入境,他们要是把您抓进中国大使馆里,我们就一点办法也没有了。按国际公约,大使馆是中国的领地,我们无权进入。而且,您也许知道,中国与埃及关系很密切,不能因为您而使两国关系破裂。目前,我们得把您先保护起来,送到一个安全、可靠、谁也找不到的地方。”
我庆幸又碰到好人。到了国外再被抓回去,可就倒大霉了。我想。
在这个胖子的办公室里,我等着等着。电话铃响个不停,人们进进出出,有的穿警察制服,有的穿便服,不断地向他请示着什么。我便急,要上厕所,他就重重地拍了两下手,门就立刻打开,进来一个人向他敬个礼,然后很礼貌地把我带出去,在厕所门口等着我,然后又礼貌地把我送回来。
一个小时、两个小时、三个小时过去了。我这时脑子内空空的,一切只好听从命运的安排。
进进出出的人渐渐稀少,胖警官忙碌得已差不多了。他一拍手,叫人送进两杯咖啡,然后慢条斯理地问我是如何逃出来的?为什么要离开自己的国家?第一个问题,好回答,我可以如实地告诉他,第二个问题就难了。让我怎么说呢?就是我都说了,他也不会懂。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目的,一开始我好象还明白,后来就越来越弄不清楚。那个时代毛泽东在中国人的心目中,不啻是一个神,而且是一个大神、巨神。他想的问题,他说的话,他干的事情,一般人是理解不了的,但不理解正说明他的高瞻远瞩,说明我们的鼠目寸光。谁敢怀疑他老人家呀?
电话铃声又响了。胖警官一接电话立刻站了起来,做着立正的姿势,显然对方是个大号人物。没讲几句,他神色严峻起来,只是答应着。等到对方说完,放下电话,他嘘了一口长气,又拍了两下手,然后对我说:“关先生,我们的上级已为您找到了一个最安全、最妥善、最舒适的地方,我们马上就送您到那里去。”
这时进来两个穿便服的人,把我带出了房间。



1968年二月之二

关愚谦 Kuan Yu-Chien

闯关

北京。首都机场。

机场空空荡荡。在发生了红卫兵火烧英国大使馆事件之后,来中国的外国人越来越少。机场的值班人员,三三两两地凑在一起聊天。

我身着毛式卡叽布制服,提着大箱子进入了机场大厅。我熟悉机场每个角落,机场各部门也有很多人认识我。

“小关,送外宾啊!”办理外宾出境手续的年轻海关检察员小金热情地与我打招呼。

“是啊!西公的儿子去法国。”说着,我随意地把那个大箱子往行李台上一放。

西公是对西园寺公一的尊称和爱称,凡是经常和外国人打交道的单位,没有人不知道他。小金二话没说,”砰”地一下,就把“免验放行”的戳子打在早就填好的行李单上。

“小关送来的外宾行李,哪有检查的道理。”小金笑着说,调皮地朝我挤了挤眼睛。

我那已经跳到嗓子眼的心,顿时回到原位。事先我已经赌定他不会打开我的箱子。

第二道关是把护照交给边防警。这是最关键的。如果是我熟悉的老刘值班,他一打开护照,肯定立刻就会从护照里的相片认出是我。只有豁出去了,闯吧。就在这时从边防警办公室里走出一个年轻警察,我不认识他,他也不认识我。

“老刘呢?”我装做随意地问了一声。

“家里有事,晚来一会儿。”这位年轻警察显得特别友好。

“能给我盖一个出境戳子吗?是给西公儿子办的。”我拿出护照和机票,边说边递给他。

“没关系,你就把护照放这儿吧。叫外宾到外宾候机室去等一等,临上飞机前,我们会给他送去的。”年轻警察说。

这怎么行!不认识的人,事就是难办些。我刚想要想找理由说服他,又怕引起他的怀疑。理智告诉我:沉住气,不要着急。

“好吧!我去告诉外宾。单位里还有事,我得早点回去,外宾就交给你了。”我故做无所谓的样子对他说。

“没问题,再见!”说完,这年轻边境警察拿起那本蓝色护照就回到办公室去了。

我躲到角落里的一张椅子坐了下来。大概是有航班要出港,机场里的人渐渐多了起来,基本上是乘国内航线班机的旅客。我向四周看了看,没有发现任何异常。

说也真奇怪,到这个节骨眼上,我竟然完全平静下来了。我起身到地下室的厕所里,走进了最靠窗的格间里,扣上门锁。接着我以最快的速度脱下制服,露出了穿在里边的全西装。我把制服塞到抽水马桶上端的水箱后头,接着掏出早就准备好的花领带,熟练地打上。不一会,从格间里走出来一个穿西装,打领带,戴着黑框眼镜的“外国先生”。他下颚挂着一个白口罩,那是冬末春初的北京人防风沙常用的装备。

我来到了外宾候机室。一个足以容纳百人的外宾候机室,空荡荡的只有一个外宾,还是个假洋鬼子,那就是我。时间过得如此之慢,我简直感到一秒如十年。我想站起来来回走走,镇定一下,但又怕引起人的注意。那时的候机室里,没有任何书刊报纸可读。如果有的话,我总可以拿在手里作出个不慌不忙等飞机的样子啊。

一直熬到还有十分钟就到起飞时间了,怎么还是没有任何动静?莫不是他们在护照上发现了疑端?莫非他们正调军警来围捕我?我的心马上又提起来了。跑!只要我一发现有军警朝我围过来,我就往出口的地方跑,向停机坪的方向跑。这样,他们肯定会怀疑我有破坏飞机的动机,必然会当场向我开枪,那么我就会很痛快地死去。反正都是一死,这样死,总比没日没夜的审问拷打好。

“各位旅客请注意,乘坐CA053号航班前往上海的旅客现在开始登机。请从第三号门出口登机。”广播里传出了播音小姐悦耳的声音。先说两遍汉语,再说一遍英语。这英语不是说给我听的吗?这里只有我一个“外国人”。可是我没有护照怎么登机啊?就在这时,我忽然听见了脚步声。一个腰挎手枪的边防警从大厅的一个角门出现了,他略微扫了一下大厅,接着就径直向我坐的方向走来。是老刘!是我经常和他拍肩膀开玩笑的老刘。我心里顿时一沉,完了,他一定会认出我的。

愚谦!沉住气!愚谦!沉住气!我好象又听见一个声音在警告自己。我不动声色地坐在椅子上,下意识地把口罩往上拉了拉。

“Excuse me, is this your passport?”

老刘走到我面前,用英语我问。他手里拿着那本要命的蓝色护照,而且翻到有照片的那一页。

“Yes!”我尽量改变着我的声音答道。

“Good journey!”老刘很礼貌地说。

“Thank you!”我说。

老刘把护照交给我,一扭头就走了。

我疾步往三号门走去。边走我的脑子飞快地转着,我不敢相信,面对面,他竟会没认出我来!护照上的照片,明明是我,他也没有好好地看看?不会吧?这是不是一个圈套?先不动手!

不!这不可能。如果这里还有其它外国人,也许考虑到影响,不立即下手,可是这里只有我一个人啊!现在抓我,是最好的时机了。那是不是他认出我来了,成心想放我一马?更不可能啊。别看我们比较熟,其实只是工作联系,毫无个人交情。我只知道他姓刘,连他叫什么名字都不知道。

外宾候机室是在楼上,要到出口处,必须走下宽宽的楼梯。当我走到扶梯旁,只看见楼下三个上机坪的大玻璃门,门门都有两个女地勤服务员把守着,她们边查验着旅客的护照和机票,边礼貌地说着”你好”、”再见”。这些女孩子,我几乎都认识,每次来送外宾时,我还经常和她们开玩笑。尤其是在三号门把守的那个上海女孩子,活泼可爱,我每次来机场,互相都要逗几句。年轻姑娘当然都会多看年轻小伙子几眼,我现在下楼出三号门,准会给她认出来。只要她叫一声”小关”,我就完了。这怎么办?这怎么办?我急得象热锅上的蚂蚁,眼见从第三号出口登机的旅客队伍越来越短了。

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广播响了:”有首长到了,所有工作人员立即到二号门夹道欢迎!有首长到了。所有工作人员到二号门夹道欢迎!”。只见一号门和三号门的女孩子门都快步朝二号门跑去。

天助我也!就在这时,我跑下楼梯,穿过无人把守的三号门,一个苏联造的小型客机就停在停机坪前,我快步跑上玄梯。只听“砰”地一声,机舱的门在我身后关上了。

整整一飞机的人都在等我!

我气喘吁吁地坐在了第一排位子上,这是专门给”外宾”留的。几分钟之后,飞机开始平稳地滑行。

我是一个从来不相信命运的人。虽然年轻时在上海曾受过洗礼,并参加过基督教教堂的许多活动,但我知道自己从来都是无神论者。我一直认为,人的一生都是由自己主宰的。可是,那次出逃的整个过程中,总好象冥冥之中有一个看不到的力量在保佑我。每到关键时刻,都能化险为夷,转危为安。我开始相信起命运来。

飞机飞近上海,我的心又快速地跳动起来。会不会就在这两个多小时的飞行时间里,北京那边发现我的行踪呢?

飞机降落在上海龙华机场。我把脸紧贴在飞机的小窗户上,想看看机场有没有警察调动。没有异常,我随其他客人鱼贯进入机场大厅,再也不象在北京机场那么紧张了。

在上海机场我还需再办出关、换机的手续,准备换乘巴基斯坦航空公司PAL的国际客机。这是架美国造的波音客机,豪华宽大。那时,中国还没有一架从美国进口的飞机。在可以乘坐一百多个旅客的机舱里,只有十几个客人。除了我以外,全是清一色的身着蓝色或黑色制服的中国干部模样的人。

几个漂亮的巴基斯坦航空小姐,没多少事可干,和我聊着英文。现在我已在国际飞机上,公安局上来抓人的可能性很小。但令我略有不安的是,我总觉得那十几个乘客中有一个人鬼头鬼脑地盯着我。

飞机从上海升空。我拉下舷窗的遮阳板,闭起眼睛,晃晃忽忽地就睡了过去。这两天来,我几乎没有合过眼,实在太累了。

“先生,先生,你醒醒。”一个空姐用英语唤我。

“我们马上就要到广州了。大家都要下去休息。”

“什么?到广州了?飞机还要在广州停?”我神经又紧张起来。

“是的,我们的飞机要在广州机场加油。”

“我觉得不舒服,头痛得厉害,能不能不下飞机?”

广州,那还是在中国啊。可别到最后关头出什么事啊!

“真对不起!先生,每个人都得下去。飞机停大约三十分钟。”小姐抱歉地说。

“三十分钟,这么长时间!”我没能控制住自己,大声喊了起来。这一声喊,引起了其他旅客的注意,个个转过头来看,尤其是那个鬼头鬼脑的人。

我硬着头皮最后下了飞机。那个鬼头鬼脑的人,始终在我身边转,还走到我前面抽出烟,用日语对我说:”劳驾,借个火。”

我摇摇头,很不礼貌地走开了。

这是我唯一保护自己的办法。我不会说日语,可却持有日本护照,是最大的破绽。我怕他问这问那。而且,我总觉得这个人不对头,不然,他为什么老是这么盯住我呢!我被一种幻觉折磨着。从北京出来到现在已经十个钟头过去了。我总觉得北京方面一定发现我的失踪,警方正四处出动,搜捕我呢。这三十分钟好象过了一辈子。我的每根头发都竖了起来。

终于,又通知登机了。我抢先排在登机口的最前头,我知道,只有上了飞机,我才有安全感。

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那个鬼头鬼脑的人也不见了。我就这样疑神疑鬼地吓唬了自己一路。

天已经完全黑了下来。在飞机斜刺着直向黑色的穹苍拔高而上时,我的心被一股骤然而来的狂喜所攫住!我几乎要放声高唱:我终于自由了!

不管是当时或是事过境迁的若干年以后,每当想起当年那场惊心动魄的逃亡时,我都认为那纯粹是一个奇迹,绝对是一个奇迹。我从一个全民阶级斗争警惕性高涨的红色中国逃离出来,失败的机率是百分之九十九点九,成功的机会只有百分之零点一。而我恰恰属于这百分之零点一。我甚至怀疑,警察老刘是不是故意放走了我,因为他知道,文革中有太多的人受了冤屈,别人作出异乎寻常的举动,总有其难处。如果真是这样,他可是我的再生恩人啊。

捷克商人

飞机经过达卡,又停了几十分钟,接着向卡拉奇飞去。我睡意全无,我完全变了另外一个人。中学时在上海教会学校学的英语,从记忆深处又苏醒了。反正旅客极少,我到后舱找了一个座位,和空中小姐无拘无束地攀谈起来。我态度的突然转变,连我自己都感到吃惊。在她们热情地关照中飞机很快地到达了卡拉奇。

从卡拉奇到开罗,又转了另一架波音客机,飞机坐得满满的。我环顾四周,不是白皮肤的西洋人就是棕色皮肤的西亚人、还有黑皮肤的非洲人。看不到一个东亚人的旅客。

坐在我旁边的是两个西装革履的白种人,他们操着一种我听不懂的语言。我从小住在上海的租界里,常和洋人打交道,我学过英语、法语,大学学的是俄语,还自学过一些西班牙语。可是,我怎么也分辨不出,那两位说的是什么话。

我刚想闭上眼睛睡一会儿,传来一个小男孩儿微弱的哭声,一个女人用英语轻轻地说;“宝贝儿,听妈妈话,不哭,不哭。”

刹时,一阵巨大的悲哀猛然地向我袭来。

母亲的面孔,儿子的面孔是那么清晰地出现在我的眼前!我似乎听见母亲在说:儿子,你不要走啊!我似乎听见儿子在喊:爸爸,你回来吧!

我又开始谴责自己:你自己逃出来了,可是你的亲人呢?你逃出了火海,等于把你的亲人推进了火坑!母亲几乎是用泪水把你泡大,她的一生是多么不幸,年轻的时候,就被丈夫抛弃了,一个人含辛茹苦地把我们姐弟三人培养成人,刚刚得以享受一点天伦之乐,你现在又把她抛弃了。她该多么痛苦啊!还有你的爱儿,他是那么聪明,那么惹人疼爱。你这做父亲的现在这么一走,他将要背一辈子叛国者后代的包袱了。你小时就因为父亲弃家的缘故,受尽折磨;而你又如此狠心,让你的下一代遭受更加痛苦的磨难。想到这里,就感觉有一把刀在一下一下地捅着我的心。我对不起母亲,我对不起兄弟姐妹,我对不起儿子。我负了我所有的亲人。

越想越伤心,越想越感到自己是犯下了不可饶恕的滔天罪行。祖国啊!我现在离开了你,我何时还能回到你的怀抱?尽管在你的怀抱里,我曾遭受许多不公和不幸,可你毕竟是生我养我的地方。我现在是彻底自由了,可“山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遥望前程茫茫,我这个离群的孤雁将何去何从啊?我再也不能控制自己,泪水就好像无缰之马,任意纵横。越哭越伤心,最后竟双肩抖动,哭出了声。空中小姐来到我的身旁,我都没有发觉。她递给我一块热毛巾,又泡了一杯热茶。后来我才知道,是那两个白人乘客请空中小姐过来照顾我的。   

“您是从哪里来的?”邻座的那个年轻一些的白人乘客终于忍不住了,他轻声地用英语问了我一句。

这是我逃出国门之后,第一次有人问我这个问题。这也是我最怕被人问到的问题。我如何回答呢?如果说我是中国人,我拿的却是日本护照。说我是日本人,如果他请一个日本客人来安慰我,岂不是露了马脚。

“您是中国人?是不是?我已看出来了。”正在我犹豫不知如何回答是好的时候,他突然说。这着实吓了我一跳。从他说的英语我猜测,他不是西欧人。

“您为什么那么难过?是不是您出来,不能回去了?”他又接着说。我更感到奇怪了。他怎么一下就猜中我的心事?

“您们是从哪里来的?您们说的话我一句也听不懂。”我用英语反问道。

“我们是捷克斯洛伐克人,是做生意的。”

捷克人?我心里顿时起了这么一个念头:捷克和中国一样,也是社会主义国家,我如果能到捷克去,不也是很好吗?至少是叛国而没有投敌吧!跟他们交个朋友吧!也许他们真能助我一臂之力呢!那么真想得到他们的帮助,我不能对他们说真话。而且,我也知道中共和捷共关系并不好,况且他们又是商人,不至于出卖我吧。

“是的,我是中国人,是非法跑出来的。您们会说俄语吗?”我发现与他们用英语对话很吃力,捷克人一般都会说俄语。

“您会说俄语?那太好了。我们都是捷克搞外贸的,和印度、巴基斯坦做生意,长住埃及。您一定是中国的高级知识分子,不然怎么会说两种外文呢?”他用流畅的俄文说起来。

“我是一个知识分子,一点也不错,我做过英俄文翻译。中国现在搞起了文化大革命,许多知识分子都遭了殃。所以我跑出来了.”

“文化大革命我们也听说了,但是我们弄不懂这是什么样的革命?我们是生意人,不过问政治。”另一位捷克人开始插话了。看得出来,他年纪较大,比较冷漠。

“您去开罗?还是去其他什么地方?”年轻人问道。

“我也不知道。你们说我该去哪儿?”

“您在开罗有朋友吗?”

我摇了摇头。

“您可知道,开罗飞机场离市中心很远,您身上有钱吗?您准备怎么进城?”

我又摇了摇头。是啊,我还真没往这方面想。如果他们能帮帮我就好了,可是我怎么说得出口呢?

这时这两位邻居开始对话了。我当然一句也听不懂。他们最后争执起来,两人声音越来越大,手还不时地在空中比划着。这时候我觉得过意不去。我真想插话说,你们别为我争了,我会自想办法的。

争论的声音小下去了。年长的那位忽然探过身来对我说:

“我们是做生意的,没兴趣卷入政治。我们可以帮助您,用我们的车把您送到城里。以后的事,我们就爱莫能助了。”

“当然,当然,太谢谢你们了。”

 



1968年二月之一

关愚谦 Kuan Yu-Chien

一本日本护照

其实自杀并不是最好的办法,在事情没有向组织说清楚之前,自杀等同于自绝于人民。这样的例子从延安时期抓AB团就有了,我不是不知道,但我那时无法冷静,我甚至被自己的这一想法所感动。它执意地占据了我的心,是我能够穿越目前黑暗的唯一通道。我似乎已经体会到了结束的痛苦和甜蜜,我甚至迫不及待地要踏上这条路。

机会难得。那是一个星期五的下午,传统上政治学习的时间。全机关的人都集中在另座大楼机关大会议室里开大会,我没有资格。也就是说,我的问题不再属于人民内部矛盾。我从前的下属,两个造反团的小将小林和小阮开会前已警告我:“今天下午开会,你不要参加,你在办公室里好好地写交待。”我懂得这意味着什么,这叫做“背靠背斗争”,先由大家整你的材料,然后再面对面地批判你。反右时,我经历过。

办公大楼里只剩我一个人。别的人全到后楼小礼堂开会去了。我知道,这次是彻底完蛋了,等待我的将是什么?成千上百次的批斗?再次充军青海?甚至被关进监狱?一想到再次充军青海,我的心立刻揪到一起。不!这是对人的最大侮辱,我宁死也不去青海。想想也真可笑,我们的家落到这个地步,不就是因为派我去青海造成的吗?

动手吧。我把自己关在办公室里,开始翻我办公桌的抽屉。记得我曾在里面放有一包剃须刀片,是预备临时有接待外宾任务时刮胡子用的。用那薄薄的刀片割断血管结果自己,够刺激,够壮烈吧。人们啊,当你们看到躺在血泊中的关愚谦,你们应当明白,你们冤枉了一个好人;美珍啊,你不仅永远失去了你的丈夫,你将为此内疚终身。只可怜我的母亲和儿子,无端地失去亲人。

我拉开抽屉,首先进入视线的,不是刀片,而是护照,几位常驻中国的国际友人的护照!它们之所以躺在我的抽屉里,是准备去公安局外国人员管理处办理登记手续的。也许我的对手们疏忽了,不然他们早该收走这些护照。

放在最上面的那本恰好是一本蓝皮的日本护照,是日本常住北京的著名国际友人西园寺公一的儿子西园寺一晃的护照。我拿起这本护照,打开一看,突然感觉里面的照片竟有些像我,真奇怪,以前怎么没发现。我再往后一翻,竟发现里面还有去埃及和法国的签证!突然,我的心嘭嘭地跳了起来,一瞬间闪过一个念头:我为什么要选择死,而不选择逃?眼前这个现成的护照,难道不是命运之神给我作出的安排吗?解放以前,我一直是虔诚的基督教徒。此刻,我似乎看到上帝在显灵,要挽救我这个迷途的羔羊。

然而,几乎是同时,我就被自己的这个想法吓坏了,赶忙关上抽屉,浑身颤抖起来。我推开窗户,把头伸到窗外,想让寒风把自己吹得清醒一点。这时,耳边又似乎响起了一阵阵“打倒关愚谦”的狂呼。我猛地缩回头,把窗户死死地关上。

我再一次打开抽屉,象拿一个烫手的山芋似的,再次取出那本兰色护照,把护照第一页上西园寺一晃的照片仔仔细细地看了一遍,越看越觉得很相象。

“冒死一试吧,关愚谦!你反正已经选定了死的一条路。”我对自己说。如果被发现了,就跑,让边防警开枪打死,比起自杀,不是更勇敢和更痛快些吗?如果你侥幸逃出去,不就是实现了你中学时的梦想吗?“不自由,毋宁死”,你和你的青春偶像露西曾经一起背诵过。当年你是那么地崇拜美国,小时候,父亲从巴黎,柏林和纽约寄回来的明信片,曾给你多大的冲击啊。还有你在教会学校读过的世界文学大师们的作品,你曾与他们神游。世界那么大,有那么多美丽的地方让你神往。你还年轻,也许你还真能闯出去呢!  

出逃准备

我看了一眼手表,已经是三点多钟了。一般单位是六点下班,就是说,我必须在不到三小时里,完成正常情况下至少要三天才能完成的手续。我抄起了桌子上的电话,拨了一个烂熟于心的号码。

“喂,是小杭吗?我是小关。”我拨通了民航订票处的电话。

“是我,有什么事?现在是政治学习时间,不办公!你老兄不会找我订票吧?”

“你说对了,小杭,就是订票的事。”我有些急切地说:“日本常住外宾要出国,十万紧急。”

“老兄,你不是不知道这一阵搞运动,政治学习雷打不动。明天上午再说吧。”小杭说着就要挂电话。

“不行!小杭,是西园寺公一的儿子要走。”

西园寺公一是常住中国外宾,被周恩来称作是日本驻中国的民间大使。他是周恩来总理的老朋友,也是毛泽东主席的桌上宾。谁都知道,”和大”有这么一个常住的日本外宾。西园寺公一是日本的贵族公爵,他的祖父西园寺公望曾两次担任日本内阁总理大臣,是日本明治、大正、昭和三个朝代的元老。西园寺公一本人也曾是日本首相近卫文磨智囊团的成员。他是个理想主义者,不满日本政府的作为,来到北京为中日两国的和平事业而奔波。日本人称他为”红色贵族”。那时的中国各大报纸经常能见到他的大名。听小杭一推辞,我就立刻报出了他的大名。

“什么时候走?他要去哪儿啊?”小杭声音软了许多。

“明天就走,经开罗,转机到巴黎。”我说。

“什么?明天?还是国际航班!小关,你开玩笑吧?”

“不是玩笑,是真的。明天必须走,人家是急事,领导要求马上就办。如果耽误了,我们吃不了可得兜着走。”我急忙对小杭解释说。

“好吧。真凑巧。明天好象是有一班国际班机,是巴基斯坦航空公司的,从上海飞卡拉奇。我这就给上海挂加急电报试试看,能不能订上,我可不敢保证。加急电报费可得由你们出啊。”

“太好了,小杭,谢谢你啦!我就在办公室等你的消息!”

挂上电话,我的心脏敲打得更激烈了。连自己都难以置信,刚才我竟能那么镇定。

我感觉到全身发凉。这一个电话出去,等于穿上了红魔鞋,只能一刻不停地跳下去了。可是,即使有了机票,还有多少手续要办呢?我得去公安局外国人员出入境管理处在护照上盖出境许可章,还得到会计科开支票,然后才能到民航局拿机票。如果其中任何一个环节出了漏洞,那可是想立即求死也不可能了。

恐惧开始向我袭来。我甚至祈祷:上帝啊,救救我吧,别让小杭订上那张飞机票吧!我两眼直盯盯地看着桌上的那部黄色电话机,象是在等待着最后的审判。

“嘀铃铃……”,电话铃响了,我被吓得打了个冷颤。希望不是小杭,如果是,那就告诉我没有订上那张飞机票。

“小关,算你运气,票我给你订上啦!明天的,从上海到卡拉奇,OK了。从卡拉奇经开罗到巴黎那段需要再确认。”小杭在电话里高兴地说。

我脑袋“嗡”了一下。我使劲地打了一下额头,镇定一下,然后问道:“几点起飞?”

“中午十二点三十分,先飞上海,在那里等一个小时后,再转巴基斯坦的飞机飞往卡拉奇。”

“什么,还要在上海等一个小时?没有直接接上的吗?”我急不可耐地问。

“你说什么?给你包一个专机得啦!”小杭有些不高兴了。

“好,好,小杭,谢谢你啦!我马上通知外宾……如果外宾临时决定不走了,能怎么办?”我试探地问。

“什么怎么办?这你还不知道?退票费是票价的一半。”小杭真的生气了。

“我什么时候取票?”我忙问。

“随便,什么时候都可以。”

“那我六点以后去取。”我说。

“六点我已经下班了。你就找这里值班的人取吧。别忘了带支票。”

说完,他就挂机了。

我两腿已经软了,瘫坐在椅子上。

我拿起杯子,喝了一口里面剩的冷茶,又用食指使劲地按了按太阳穴,尽量使自己冷静下来。然后,拿出笔和纸,就象平时接待外宾作工作计划那样,一项一项写下了我要办的事:

1, 带护照去公安局盖出境章。

2, 到财务科领支票。(希望王科长不在办公室)

3,六点下班后取机票。

4,烧掉家里的朋友信件,以免事发后连累他们。

5,准备简单的行装

写完以上事项后,我把纸条折好揣到裤子口袋里。又从抽屉里拿出那本蓝色的护照,小心翼翼地把它放到内衣口袋里。骑车飞快出了“和大”大院。

“同志,今天下午政治学习不办公。”大门警卫伸出手挡住我说。

“我知道。你不认识我吗?我是‘和大’的小关,我有急事,外宾明天要出国。”我没有下车,只用一只脚支在地上对警卫说。

“可是办公室没人,都去开会了,你也办不了事啊。”警卫说。

“我去碰碰运气吧!”没等警卫允许,我就骑上车,直朝里面冲去。

这是一个两进的四合院,我迅速在院子里转了一圈,果真不见一个人影。我直奔那间平时常去的办公室,所有在中国的外国人,要出境,都必须在那里盖章,海关才给予放行。

透过房门玻璃一看,确实没人。使劲推了推门,门锁着。用手遮住额头再往里一看,就见那枚红色的出境许可章,静静躺在桌子上。我又四下看了一看,仍然没有人。

怎么办呢?破门而入太危险,而且我又没有“作案”工具。情急之中,我掏出身上的钥匙串,一个一个往钥匙孔里试,就在我试到最后一个钥匙时,背后响起了脚步声。

“是谁呀?”这一声喊,把我浑身都吓软了,我一转身,把背靠在了门上。

“是你?小关,在这鬼鬼祟祟地干什么?”来人正是专门负责盖章的外事警老王。他穿着一身半旧的警服,双肩上的警徽肩章看上去却象是新的。怪了,平时没觉得他这么威武呀!

“老王,是您呀!太好了!我正到处找您呢。真急死我了。西园寺的公子明天要出境,我来给他办出境手续来了。”我尽量不露声色。

“下午不办公,你又不是不知道。怎么,想破门而入啊?”

“老王,你别跟我开玩笑了,我哪敢啊!我当然知道下午不办公,可是头儿让我来办,我也没办法,这是急事呀!明天一早他就得走,我哪敢耽误了他呀!”我边说边偷偷地把手里的钥匙串放进了裤子口袋里。

“急事?如果我不回来呢?”老王这时已经走到了办公室的门口,回头问道。

“那我就只好在这死等您啦!等到太阳落下山,等到月亮爬上墙头,等到海枯石烂,等到地老天荒,我也得等啊!”我故作轻松地开玩笑说。

“你们这些臭知识分子,词儿就是多!今天算你运气,哪有这么巧的事!我正好回来取一个文件,就遇到了你这个倒霉鬼儿。”老王被我逗乐了。

老王从裤子口袋里掏出一串钥匙,那串钥匙是用一根绿色的细绳儿,栓在他的裤袢上。我跟在他的后边,进了那间办公室。趁机用手擦了一把额头上渗出的冷汗。

我拿出那本蓝色的护照递给老王,他翻开护照的一页,拿起桌子上的那枚红色出境章,刚要往上盖章的手突然停留在半空中。我的心一下子紧缩起来!坏了,莫不是这个老警察看出什么破绽了?

“表呢?”老王把手上图章的又放到了桌子上,问道。

我突然想起来了,每次来给外宾办出境手续都得事先填一个固定格式的申请表,那种申请表,我办公桌抽屉里就有。可刚才来之前太紧张,竟忘了填!

“唉呀!糟糕,我来的太急,忘给您带来了,明天我就给您送来。”我一拍自己的脑门说。

“忘了?”老王拉过一把椅子坐了下来,并扬起头,开始打量起我。他也许在想,小关这个人,办事一向是仔细认真,从没出过丢三落四的事情。今天怎么啦?

“今天我们也是开会学习的日子,下午西园寺才打电话来,太紧急了。明天一早,我就把表送来。”我解释完之后,又装做漫不经心地说:“听说,广东省省长陶铸被抓起来了。”

“什么?听谁说的?是真的吗?”老王忙问道。

“今天早晨在我们院子里听说的。”我说。

“现在的社会真是太乱了,谁也说不准,谁是好人,谁是坏人。陶铸?那是为革命立过大功的老革命啊,怎么一夜之间就成了坏人呢?要这么看,咱们中国的好人确实不多了。”老王感叹道。

“不过,老王,我知道你是个好人。”我叉开他的话问道:“现在几点了?”

“噢!四点多了,我得赶紧回去开会。”老王站了起来说。

“那我的章呢?”我趁机赶紧问。

老王拿起那枚图章,在那本蓝色的上“啪”的一下,然后递给我说:“只此一遭,下不为例。”

我揣起拿本蓝色护照,向老王敬了一个不伦不类的礼,就快步走出那间办公室,骑上自行车,飞快地回到了我们“和大”的大院。一路上,我几次脚底板踏不到自行车的踏板。我哪来那么大的胆量?我这不是在玩命吗?我在青海跟一群饿狼玩过命,跟山里的熊瞎子玩过命。可今天,我是在跟公安局玩命儿啊。但我感觉是有一股无形的力量在驱使着我,有一支无形的手在推搡着我。我的理性已被控制,我在疯狂地做着一件疯狂的事。

回到办公室,办公室仍没有人,看来机关的大会还没开完。我看了一下手表,五点了。我从裤子的口袋里拿出备忘的那张纸,用笔在第一项上重重地打了一个钩。这时,我脑子里突然冒出不知谁曾说过的一句话:人在最困难的时候,只要闯过了第一关,其他的关就容易过了。但愿如此啊!

就在这时,走廊有动静。

大会散了,同事们陆陆续续都回来了。他们一看到我,都象商量好了似的,不与我说一句话,各自低头整理自己的抽屉,等待下班。不理我也罢,多说一句话,说不定我会露出破绽。

我又抬腕看了一下手表,还剩五分钟就要下班。我悄悄站起来,走出办公室,快步走到一楼的会计科对面的男厕所里,我观察了一下,看见财务科里只有老许一个人,正在那里锁抽屉准备下班呢。我两步越过宽宽的走廊,跨进会计科。

“小关,有事吗?”老许是一个很老实的老好人,不太爱说话。他是专门管财务,处理支票的。

“老许,西园寺公一的儿子要出国,机票已经订好了,明天一早我去取,请你开张空头支票给我。”我说。

“秘书长知道吗?”老许问道。

“那还用说!他不批准,谁会给出票。”我故作轻松地说。

老许抬头看了看墙上的挂钟,时针正好指着六时。他很快地打开了保险柜,取出支票本。

就在这个关口,财务科的王科长走了进来。

这下糟了!我的心骤然收缩在一起。这个王科长,就是我在那张备忘纸条上写的那个“希望他不在”的人,是我最怕碰上的人。我与他在文革发起之前,本来是关系不错的同事,但自单位里出现两派后,我们成了对立面,他还是对立派里的活跃分子。他最近正在到处抓我的把柄呢。现在他只要公事公办,核对一下,事情马上就会败露。

我没想到,他一见我在那里,就好象见了鬼神似的,一扭头又走出去了。

我暗暗出了一口气。他走出去之后,老许很同情地看了看我,并很快地在支票上签了字,在左上角上划了两杠,这表示这张支票只是转帐空头支票,不能挪用。

“谢谢!谢谢!”我真心地感激他。

回到办公室,同事都走光了。我慢慢地打开抽屉,想仔细地检查一下,里边是否还有什么重要的东西需要带走或毁掉,尤其是朋友的私人信件。我不能留下任何牵连到他人的蛛丝马迹。

我最后一次轻轻地锁上那张我已经用得很习惯的书桌抽屉,不管出逃成功与否,我不会再坐到这张桌子旁边了。

我突然想起还应该去趟储蓄所。按常规这个时候早就关门了,我想试试运气,如果发生奇迹,倒是个好兆头。我开始迷信起来。奇怪的是,储蓄所还真开着门。那几天银行照顾存款户,延迟到晚上八点关门。这难道真是天意?

我从存折里取出两百元,以备急用。这在当时是一个不小的数字,相当于我两个月的工资。我正要将这厚厚的十元一张的一沓钱放到外衣里边口袋的时候,迎面竟碰到了我的老科长岳军。他是一个为人厚道正直懂得是非的人,说话慢慢腾腾。十三年后我第一次返国,他是老“和大”第一个欢迎我回来的人。

老科长看了我一眼,什么也没问,只是很热情地跟我打着招呼,拍拍我的肩膀。那神情好象在对我说:小关,别泄气,坚持住,风暴很快会过去。我不能再直视他的眼睛,匆匆离开了。

接下来,我又顺利拿到写着西园寺一晃名字的机票。

无言伤别离

早春二月的北京,依然是寒风凛冽。我顶着强烈的西北风,骑车向家赶。刚刚过去的三个小时,我的肌体在高度紧张下运转,不觉得累,而现在,我一下子陷入一种异常的空虚和迷茫中,浑身轻飘飘的。事情发展到这一步,我已经把自己抛上了贼船,绑上了风车。以后上刀山,下火海,没有退路。身后是什么,我一清二楚;前面是什么,我却不知道。我王八吃秤砣,铁下了心,哪怕赴汤蹈火,我只能往前走。

当我骑到家门口,看见我家的那扇窗户的灯光时,我的精神刹时崩溃了。我一下子瘫坐在黑暗之中。那扇窗子里,有我在这个世界上最疼爱的两个人啊!我的年迈的母亲和我的年幼儿子!大千世界,茫茫人海,只有他们俩是和我相依为命的啊。

我怎么能狠心抛下他们,自己远走高飞呢?

我太爱我的母亲了,她在我的心目中是完美无缺的,她把爱全部都贡献给了别人,却没有得到爱的回报。父亲常年在外闹革命,母亲等于活守寡,拉扯我们三个孩子长大。好不容易等到上海解放,父亲却已在那边有了一个“解放夫人”。风风雨雨这么多年,她刚刚开始了还算平安的晚年,刚刚开始享受到一点点天伦之乐,我竟做出如此伤害她、甚至会置她于死地的事情来!我罪该万死啊!

我唯一的儿子小新,我的亲生骨肉,他还那么弱小,他是多么需要我这个父亲啊。不管刮风下雨,他每天晚上都站在阳台上,翘起小脚,向我回家的路张望,盼着我能早点回家。每次我和美珍吵架的时候,他就躲在门后,那张小脸上爬满惊恐和委屈的泪水。还有美珍,尽管我们有那么多的恩恩怨怨,但此刻,我满心只有歉疚和悔恨。美珍,你的命运也许还不如母亲,她老人家名义上还有一个革命的丈夫,而等待你的,将会是无尽的屈辱啊!

愚谦啊愚谦!你不能、不能这么做呀!你这么一逃走,就是“叛国”行为,母亲,妻儿,哥哥,姐姐,亲戚,朋友都会被株连的呀。想到这里,我的眼泪一下子汹涌而出,我任凭它顺着脸流趟到胸前。突然我的胸口憋闷得要死,全身痉挛起来,我感觉到要窒息了。我仰头朝天,大口大口地呼吸着寒冷的空气。被冷风一灌,我似乎缓过来了一些。泪水被寒风一吹,已经结了一层薄薄的冰碴,那冰碴小刀子一样刺着我的脸,使我多少清醒了一些。

一切都晚了。从偷用了那本蓝色的护照开始,罪就已经犯下了。你即使就此打住,不再继续往下走,你也会被以“叛国”的罪名投入监狱。那时,所有的侮辱、鄙夷、漫骂、愤怒、奚落、幸灾乐祸都会对准我,对准我的家庭。我将会被处死,到那时,谁来保护我的老母和妻儿?

我不敢再往下想了。我不能再往下想了。事到如今,我只能咬牙做下去。我强迫自己站了起来,用手抹掉脸上的冰碴,迈着艰难的步子朝家里走去。

昏暗的灯光下,母亲戴着老花镜看着报纸。她在等我。

“愚谦,怎么回来这么晚?”她担心地问。她知道我在单位里受批判的事。她在为我担惊受怕,焦虑不安。

“娘!单位临时有点事。”

“愚谦,你怎么了?发生什么事了吗?”我精疲力竭的样子,我脸上和胸前的残余泪水,躲不过母亲的眼睛。

我紧紧地拥抱着母亲,亲吻着她那消瘦的带有皱纹的脸庞:“娘,没什么,只是心里有点事。你放心吧。”

“愚谦,心里有事,别憋着,跟娘说一说,说出来就会好受些。”母亲用她的手暖着我的手。

“怎么?回家来,也不进屋打个招呼!”美珍满脸的不快,从另外一个房间走了出来。

母亲一脸不知如何是好的神情,将我往美珍那边推。

“美珍,你可以高兴了,火已经烧到我身上了。他们这回要老帐新帐一块儿算了。今天他们已经开了背靠背斗争我的大会,明天早上,就会有人来抄家了。”

“真的吗?那可怎么办?”美珍慌张起来。

“明天一早,你带着小新到你姐姐家躲一躲,”我说:“娘也到敏谦姐家住上几天。千万不要自己一个人跑回家来。等事儿过了再说。”

“那你在家里怎么办呢?”美珍似乎有点后悔地小声嘟囔道。

“我整理整理我的书籍和家里的信件。该烧的烧,免得被他们抄去当证据,借题发挥。”我说。

“家里有什么东西可以让他们借题发挥的?不!我不走!明天他们来,我会和他们讲理的。好好的一个家,不能就这样完了。”母亲火了,我这一生很少见她发那么大火。她哪单薄的身子开始瑟瑟发抖。我心里顿时一揪。我伸出一枝胳膊,紧紧地搂着她说:

“娘,明天他们来找我,主要是先和我私下谈谈,交待一下政策,您在家不合适。我会和他们好好谈谈的。谈不通再说。您不用太着急。就这么着,不讨论了。娘,你们都早点睡吧!我还得翻翻家里的东西,看看有什么该烧的。”

“我来帮你烧!”母亲坚决地说。

“我也来!”美珍也不加思虑地说。谁都知道,文革期间,谁要是在家烧东西,给查出来那是要罪加一等的,那说明你有不可告人的秘密。美珍在这种时候敢站出来帮我,说明她对我还是有一定的感情。可是一切都太晚了。我再次感到难过和内疚。

“不用了,太晚了,明天一早你们要早起呢。”我尽量平静地说。

“要想开些,啊!”母亲叮嘱道。我再次亲了亲母亲和儿子。

烧完信件,深夜已经降临,万籁俱寂。母亲和美珍都已进入梦乡。我丝毫没有睡意。从内衣口袋里拿出西园寺一晃的护照和飞机票,仔细地审视起来。此刻,我怎么越看越觉得照片里的人和我长得一点都不象。把这照片揭掉,贴上我本人的照片也许会安全些。

哪里去找我的合尺寸的照片呢?而且护照上的照片有钢印,怎么办?我忽然想起,十年前我在财政部专家工作室工作的时候,我曾带苏联专家刘明去一家照相馆拍护照照片。我自己也照了一张。但这么多年了,不知放在哪里了。我使劲地回忆,想起来了!它在我的办公室里。可深更半夜的,难道还要去那儿再冒一次险?

怎么办?如果不换照片呢?不行,躲过第一关,也躲不过第二关。不管多晚,也得去取来!我又悄悄离开家,骑车往单位赶。大街上空无一人,空气几乎都凝结在一起。我飞快地骑着,四十分钟以后来到了”和大”门口。大铁门已经关闭,有解放军站岗。我向他说明,我有东西放在办公室,明晨一早办事要用。他看了看我的工作证,仍然一脸的狐疑,有什么东西那么重要,非要半夜三更来取?他叫醒了住在大门旁的值班老人。老人一看是我,说认识,摆摆手让我进去。

上天保佑,那张照片真的在办公室。

回到家里,我比了比,照片大小完全一样。可是钢印怎么解决呢?我翻来覆去地看,忽然发现,我的照片,纸质单薄,而护照里的照片,纸质硬厚,钢印凸出。我把我的照片叠放在护照上西园寺一晃的照片上,用手指甲轻轻摩擦,不一会,钢印就被拓在我的照片上了,看上去非常逼真。我拿出小刀,轻轻地把西园寺一晃的照片揭下来,再拿出胶水,把我的照片贴了上去。

简直不可想象,看上去天衣无缝!

那一夜,我彻夜无眠。

生离死别的时刻来到了。

刚刚吃完简单的早饭,我就催促母亲和美珍说:“在他们来抄家之前,我需要一个人好好地冷静想想,你们快快走吧!”

母亲不情愿地拿起她的手提包,她好象预感到什么,她的嘴唇有些颤抖,似乎想对我说些什么,她又说不出来。她就那么两眼含泪地看着我,那目光的含义,我全懂。我不敢直视她的目光。那是世界上最能动摇我决心的目光,再多看一眼,也许我内心那脆弱的防线就会被冲破。我强忍着,向母亲摆了摆手,母亲什么也没说,就步履蹒跚地走了。哪里知道,那早上竟成了我与母亲的永别!

美珍拉着儿子小新的手,也往外走。到了门口,她忽然回过头来望着我,带着内疚的神情说:“愚谦,你一个人好好地呆在家里,我到我姐家去住一两天就回来陪你。”她的眼神与以前大不相同,充满爱怜和关心,我朝她点点头,说不出话来。儿子小新一边跳一边叫地甩开妈妈的手,自己先跑到楼外,对着家里的阳台挥着小手大声喊起来:

“爸爸!再见!爸爸!再见!”

我忍不住冲到阳台,手忙脚乱地打开了阳台的门,朝儿子挥着手喊道:

“小新!再见!小新!再见!”

母亲、妻子和儿子的背影一点点远去,一点点变小,就在他们从我的视线里完全消失的那一瞬间,我滩倒在地上。

我象孩子一样嚎啕大哭起来,又象疯了一样在家里那不大的几间房间里来来回回地走动,我边走边哭边、自言自语地叨咕着:”亲爱的娘啊!您真的不知道,您也许再也看不到您的儿子了吗?您这不孝之子永远不会再回来了。我对不起您,您可要多多保重啊!娘!上天有眼!我实在是被逼上梁山的啊!小新,我的好宝贝,不知道这辈子还能不能再看到你了!你可要好好活,长大以后你能理解我这个无情无义的爸爸吗?你要知道,爸爸今天这么做,实在是万不得已啊!美珍啊!美珍!你……!”

墙上挂钟打点的声音,把我从迷乱中震醒。已经是八点钟了,我的时间不多了。我赶紧走到家里那窄小的卫生间,一抬头,我从镜子里,看到一个头发蓬乱、满脸青灰的陌生人。我被自己的这副样子吓坏了。这是我吗?简直是一个鬼!这哪里是那个一向彬彬有礼、尊老爱幼的关愚谦啊?这样子到机场和海关不等于是自投罗网吗!我不敢再看自己一眼了,打开水龙头,使劲地冲起头来。

冷水,使我清醒好多。我应该带什么东西走呢?家里有一个大箱子,还有两个小箱子,小得只能装一点换洗衣服。我觉得,一个外国人决不可能只带一个小箱子长途旅行。我从家里的衣柜顶上拿下那个还相当新的帆布大箱子,找了一些我的衣服放进去。可是箱子显得空空荡荡的。箱子太空了,万一海关打开检查,会引起怀疑。怎么办呢?我一眼看见靠在桌子角落里、母亲从乐姨父手里给我买的的那个小提琴,那是几年前生日礼物,也是我最珍贵心爱的财产。带着它不是最好的纪念吗?如果我真能逃出去,到了国外走投无路时,也许还可以在街头拉小提琴卖艺呢。我把小提琴连盒子一起,轻轻地摆到了箱子里,大小正合适,然后又在箱子里放了一套厚厚的用字典纸印制的四卷本毛泽东选集和一本毛主席语录。

我特意把家里收拾得象平常一样干干净净,整整齐齐。然后给单位打了一个电话,谎称不舒服。那天是星期六,一般这天都比较闲,新来的贾科长同意了。

 



青云直上的日子

关愚谦 Kuan Yu-Chien

中国北京。一九六二年春天。

一个风尘仆仆的年轻人坐着一部三轮车、带着一个大铺盖、来到了北京台基厂九号大院,这里是外交部直属的“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所在地。

他穿得利利索索,只是头发有些蓬松,一看就知是从长途火车上刚下来的。他走路有点飘,满脸的兴奋劲儿依然无法掩饰身体的虚弱和疲惫。这个年轻人就是我——关愚谦,刚刚从青海“劳改”回到北京。

我顾不上回”家”,实际上也没家了,直奔“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报到。不过,说来也真凄惨,我已经参加工作快十年了,刚建立不久的小家庭就被拆散,现在我回来了,美珍却在一年多前,摘掉右派帽子以后,调到西安山西大学工作.那时我也从日月山人民公社调回西宁,我们之间的联系又较前频繁了. 我们两人,谁也没有提起离婚之事,但从信里的文字表达来看,双方已经感觉到,在情感上已经有了很大的距离.毕竟分开四年了. 这四年,随着岁月的移逝,两人都已建立了新的人生观,新的生活圈子,两个人的命运已不象1958年那样,系在一条船上.

从青海出发的那一刻起,我心里一直七上八下,  脑子里唯一想到的,就是“争取顺利回京”。一路上,我几次梦见一个全副武装的军人玩命似地追我,终于搜走了我的调令,并当众宣布:“关愚谦!你好好听着。想逃避革命是不可能的。你就是走天大的后门,我们也要把你揪回青海。直到你脱胎换骨,重做新人。”

“不,不!让我干什么都行,就是别押我回青海。” 每次我都从梦中被吓醒,满身冷汗。

现在看来,我相信自己又重新归队了。我早就听说过,北京有个名叫“和大”的外事单位,全名是“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对我来说,它是神秘而浪漫的。不说别的,单单就是那个大院,我过去到王府井时,常经过台基厂那里.从外面看进去,深不可测,两扇高高矗立的大铁门和两个解放军站岗,就会把人镇住,马上会联想到,进进出出这里的人,总有些名堂吧!

我被安排在“和大”办公室作对外联络工作,我们的办公楼设在主楼,过去是意大利大使馆大使的办公室。我们这个单位实际上就是外交部派生出来的一个半官方半群众的组织,日常业务是:接待各国友好代表团,安排他们在中国的参观和游览活动;负责常住外国友人的生活起居;举行支持世界各国人民的正义斗争和维护世界和平的声援活动,如大小型群众集会;协助其他外事单位安排大小庆祝活动和国宴。

我是一个比较外向、爱活动、爱交友的人。“和大”的工作性质很适合我,我也喜欢那里的气氛和那里的同事,都是知识分子,因而,我工作起来得心应手,轻松自如,很快成了联络工作的业务骨干。我们联络组实际上是接待工作的枢纽或中转站。不但要跟本单位上上下下每一个部门,每一个工作人员联系,还要跟许多外单位、上到各主管部,下到工厂、托儿所建立关系。我自认为,和大家的关系处理得非常和谐。

 别看我们「和大」只是一个群众组织,但它是一个通天的单位,有些著名的国际知名人士来中国访问,为了避讳党政机关出面,就由我们和平委员会接待,因而,我们与中国的高层领导人 接触的机会特别多。郭沫若、廖承志、刘宁一都是我们“和大”的直接领导。几位在中国长住的国际知名人士,同时也是周恩来总理的私人朋友,象美国著名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新西兰作家、诗人路易.艾黎,被称为日本民间大使的友好人士西园寺公一,都住在我们“和大”的大花园式的院子里。他们的迎来送往、衣食住行都是由我们联络组负责安排的。

我最先一年多,就住在“和大”院子里的单身宿舍里,周末有时被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秘书赵峰风拖去陪斯特朗老太太打打桥牌。北京市副市长吴晗、曾为联合国副秘书长的唐明照,“和大”副秘书长郑森禹,也偶尔来凑凑热闹和老太太玩几局。

如果我们接待特别重要的人士,一般都通过廖承志(国务院外事办公室主任)或刘宁一(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报请中央,请中央首长接见。周恩来总理出来接见的时候比较多,毛泽东和刘少奇也有出来的时候。这时,我们这微不足道的联络组人员就成为打前站的前哨人员了。我们得提前到人民大会堂,配合那里的工作人员安排接见事宜。一个一度被打到十八层地狱的我,忽然又有机会参加中央首长们对外宾的接见,听他们的谈话,对我来说,跟做梦一般。

当时,人民大会堂的保卫和招待人员对国家首长的接见都有了一套规格,例如,他们把国家领导人分成几类,最高一类为「四主」,第二类为「四副二高」。我们一到人大会堂接见厅,他们就问,今天是谁出来?一主还是二主?回答的暗号是“一主”,这就指的是共产党主席毛泽东。「二主」则是国家主席刘少奇。「三主」是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四主」则是政协主席朱德。最开始我不懂得这暗语,很不自在,到后来熟悉了环境和内部语言,办起事来就容易得多。接待人员只要知道是哪个主来了,他们就知道以什么方法来接待,如拿出什么烟,泡上什么茶。如果是宴会,拿出什么菜。

「四副二高」则是指党的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人大副委员长、政协副主席一级,和高等法院院长、高等检察院院长。他们的保卫和接待规格相对就低了一级。这一套都是从苏联搬过来的,我那时是苏联专家翻译。

我永远忘记不了以下几个故事:

1963年冬天,刘少奇接见一非洲代表团,我随同秘书长早已来到了人大会堂,被接见外宾则在旅馆等待消息。预定接见的时间已过,刘少奇还没有来。大家都很心焦。忽然,红色的保密电话机响了,警卫长拿起电话说了一声“是”,立即放下电话对大家说:“二主动身了”。这时大家都立起身来在大门口迎接。因为从中南海到人大会堂,咫尺之遥,说话就到。

刘主席从红旗牌轿车被扶下来了。他身穿貂皮大衣,慢慢进入大会堂前厅。他把两手往后一伸,随从人员知道这是要脱大衣的动作。立即有人上前,为他脱去大衣。然后他徐步走至接见厅,边走边对旁边的人视而不见的用湖南口音问:“今天来的是什么外宾啊?”我们「和大」的陪同立刻走上前去介绍情况。二主坐下以后,呷了一口茶。他刚一抬手伸出食指和中指,站在后面的随从立刻递上一支熊猫牌香烟。也不知二主听懂了关于外宾的情况介绍没有,就说:“让他们来吧!”

我于是立即打电话到北京饭店,请外宾动身。几分钟以后就到了。

那次的谈话,只能这么说,一家之言。刘少奇向对方简短打了招呼以后,就开始介绍中国解放战争的历史,讲了枪杆子里出政权、人民战争的战略和战术,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的大道理,足足讲了二十多分钟,然后问对方:“还有什么问题吗?”还没有等对方来得及提问就说:“今天就谈到这里吧!”说罢就站起来向对方告别,有礼貌地把他们送出大厅。参加这次接见,使我浑身不自在。我当时就有这样的印象,刘少奇变了,变成了一个趾高气扬、满身官僚气、只会向他人说教的封建皇帝,和他那满口的革命词藻,极不相称。

第二件事是有一天,总理接见一组也是非洲来的外宾。事前总理办公室打电话来说:“总理的时间很少,希望饭菜弄得越简单越好。”秘书长嘱我和人大会堂负责安排宴会的负责人联系。对方说:“有数了。”我再三叮嘱,对方还觉得我罗嗦。

当天晚上,宾主谈话甚欢,宴会桌上多一空位,总理也让我坐下一起用餐。总理谈笑自如,不时向对方提出各种问题,非常洒脱,毫无大国首长的架子。饭吃得差不多了,他不时地看着手表,希望这宴会不要拖得太长。谁知,最后一道菜竟然是一个火锅,总理的脸立即沉了下来。

宴会终于结束了,当他把外宾送走后,转过身来对着秘书长和我严肃地批评说:“今天的饭是谁安排的?回去一定要给我写个检讨。安排这么多菜,不但浪费钱和时间,还给人家造成一种印象,中国人就会吃。”说完他气冲冲地走了。秘书长首当其冲,挨了总理批评,很不是滋味,我就把打电话的情况向他汇报了。

刚回到机关,就接到总理秘书电话说,总理回办公室,气仍未销,一定要我们写检讨不可。当然,写这检讨书的任务落在我的身上。我一连写了几次稿,秘书长一改再改,

两天后,检讨终于写完了。秘书长向总理办公室挂了电话,对方回答说:“先放在你们那里吧!总理气已消,大概已经忘了,如果他还要,你们再送来。”说后我们才松了一口气。我相信,这份检查大概还一直躺在老「和大」的档案柜里等后人来翻阅呢!

1962年,中苏关系恶化,1963年中苏对立到互相攻击,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的工作,除了和苏联打嘴仗、笔仗以外,基本上停顿了。中国这时与许多第三世界国家建交,也就把外交工作的重点转到亚非国家上。周恩来总理1963年秋到1964年初对亚非十三国出访的同时,中国又在「和大」工作班子的基础上成立了“亚非团结委员会”。我们接待亚非左派代表团的任务越来越繁重,同时还经常组织群众集会来支持越南、老挝、柬埔寨和其它国家的反美斗争和欢迎那里来的代表团。小的集会从政协礼堂的数百人、人民大会堂的上万人,到大的,如体育馆数万人和工人体育场数十万人的集会。北京市负责组织台下的群众和安全保卫工作,我们「和大」则负责台上主席台人员的邀请和入座。

这种集会的最原始计划,其中包括集会规模,邀请范围,由谁出来主持,谁出来讲话,差不多都由我们联络组拟制最初稿,然后层层上报,直到总理办公室。只要中央一批下来,我们立即投入紧张的准备工作,向所有的有关单位联系,了解在京外宾的人数和名单,可否出席,向各民主党派、各军委、部委邀请有关首长出席事宜。与此同时,我们还要联系同声传译,联系集会场地负责人。总之,事无巨细,头绪繁多,每天从早到晚,电话不断。当时,我们联络组的人手极少, 一共只有三人,科长岳军,科员乍荣镇和我。由于大家关系很好,工作默契,一心都为了工作,因而日夜苦干,从无怨言。

为了节省时间,我和当时的同事乍荣镇的脑子里几乎全是电话号码,桌上放着该做的事,每完成一件,打一个钩,不然,怎能应付繁重紧急的任务。当时我觉得这些组织工作太繁琐和累赘,没想到它变为我这一生的财富。我在后来在国外多次组织大型国际会议和文化交流活动,这些经验起了极大的作用。正因为「和大」联络组组织各种群众集会的原因,小乍,小关,在外事口的知名度还不小。

北京天安门旁人民大会堂的五千人国宴,在全世界也是独一无二,充分表现了大国的气魄。它也永远是中国最高级别、最豪华的聚会。不要说别的,单单同时上菜就是一大学问。由于外交部礼宾司一个单位安排不过来,也就把我们联络组小乍和我,对外文委的两个人请去协助。一共只有我们六个人为国宴安排席位,大家开玩笑地把我们自称为六「将军」。我们要注意的事项是,晚上一共来多少外宾?如何按身份分插在中国主人的席位里?我们要学会站在宴会厅的高台上往下看,要能准确看出,大厅五百个桌子,哪桌人太多。哪桌人太少,哪儿缺少一把椅子,哪儿桌布不整齐,哪儿少了一个酒杯,甚至要看到哪一桌为洋人的刀叉摆错了位置。最难办的是请大使馆人员参加的国宴,座位摆错会造成政治错误。当时由外交部礼宾司的朱传贤来负责。

负责安排国宴席位,虽很紧张,也是国家对我们的极大信任。更令我高兴的是,在国宴上,我能看到毛主席、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等所有重要的国家领导人,还可以见到中国的文化、艺术界名人,以及来访的外国首脑、甚至世界舞台上的风云人物。这是多么刺激的工作啊!

从北京到青海,我被反右大风浪卷入“十八层地狱”, 而现在又如做梦一般返回北京,大浪又把我从“海底”送到顶峰,溅起灿烂夺目的浪花,。我沉醉于幻想,我麻木于成功感,我忘了自己当初参加革命的初衷,我甚至一度忘却在青海苦苦难难的日日夜夜。

我还记得中学时就读过莎士比亚在《裘力斯.凯撒》写的这样一段话:“世事的起伏本来就是波浪式的,人们要是能趁着高潮一往直前,一定可以功成名就。要是不能把握时机,就要终生蹭蹬,一事无成。”这话好象就是针对我说的,我已经从海底升到了浪尖,接下来我要做的就是保持在这最佳状态。我也一再警戒自己:病从口入,祸从口出,老老实实夹着尾巴做人,踏踏实实做好本分工作吧!这样的工作,你也该满足了。

和美珍恢复了正常关系   

美珍和我是北京外语学院的同学,她是一个典型的上海女孩子,无论是长相还是性格,纤巧精致,敏感脆弱。如果没有各种政治运动,我相信,尽管我们会有性格不同上的争吵,但我们的家庭生活会幸福美满的。可惜, 残酷的政治运动和无人性的人事调动,不知拆散了多少恩爱的夫妻。

自从我六二年回到北京不久,就利用假期到西安去看美珍。她外表上一点也没变,还是那么漂亮,人比过去也略为胖了一点,显得更动人了。尤其是那对亮晶晶的眼睛,我永远不会忘记。可是她内心变了,变得更冷了,冷得有时我会浑身打寒噤。她说话不多,但几乎句句带刺。我来到山西,她非常高兴,把她那自己又是办公室又是卧室的小屋,收拾得一尘不染,给我做可口的晚饭。晚饭后,我们两个人默默无言地对坐着,可以沉默很久。我有千言万语想对她说,但不知从何说起,怕一个句子说错,可能又会引起她的不高兴。因而我的结论是不说比说还好。可是完全不说,她也会不高兴。

我完全能理解为什么她会那么冷?一个娇生惯养的少女,从国外回来参加祖国建设,得到的是什么呢?连个家也没有,生活孤独,周围没有一点温暖,还要到处受人的眼色。我同情她,怜悯她,尽量让她从我身上得到安慰。

来到山西几天,我们又和好如初,虽然还有些过去的芥蒂和长久分开所带来的隔膜,社会的变化也使我们缺少了共同的语言,但我们毕竟是夫妻!一日夫妻百日恩,她脸上又浮出了多时没有过的笑容。恨只恨,我们分居两地,刚刚重燃起的爱情火焰,很快被我们的分手退了下去。

“愚谦!我们这样长久分开,不是个办法,山西这个地方我实在受不了,不但生活不习惯,这里的人的性格,我也不适应,你现在已调回北京,想办法把我调回去吧!我做什么工作都可以。” 美珍在我临走时恳求地说。

我立即答应了她,而且我感到,我现在也迫切需要一个家,儿子小新一年年长大,现已五岁,调皮捣蛋,外婆已经有点招架不住了。而且父母和儿子不在一起生活,太不正常了。

「和大」一直不断地在增加人。除了增加不少刚刚毕业的大学生以外,还调进了一些军队退伍下来的军官,他们的家属也纷纷调到北京,安插了工作。回到北京后,我立即向人事科老唐提出了把美珍调回来的要求。老唐是个很热心正直的人,一听我说,分开了四年,他答应替我马上联系。几个月以后结果下来了,理由是,“脱帽右派不能调回北京。”

我这时候才发现,不论你走到中国哪个角落,永远甩脱不了这个紧箍咒。美珍到底犯了什么法,连调回北京都不行?原来还有此一说,右派被摘了帽子以后,尚有一个永远摘不掉的帽子,叫做“脱帽右派”。我对共产党的政策越来越不能理解,这样做,只会制造仇恨,对共产党有什么好处?为什么你们军人调来北京,整个家眷都可以一起来,为什么偏偏我的妻子不能回来?什么“脱帽右派?”这有什么法律依据?中国过去,王也有王法嘛!

我们夫妇自结婚后,就永远未得安宁过,一对恩爱鸳鸯硬被人为拆散,各分东西,说什么服从组织分配,实际上,每个单位都是本位主义,需要你时重用你,不需要你时一脚踢开。我对共产党还从来没有这样不满意过。

总不能让我们一辈子分开啊?我于是想让美珍索性辞职回京,另找出路。孰知,到派出所一问,也不行,没有机关调令,北京不给户口。没有户口,就等于是个黑人,连买粮食都成问题。总之,所有的路都堵死了。把我恨得咬牙切齿,又有什么办法?

在「和大」工作了一段时间,我在和平里分到了两间一套有阳台的房子。我真是高兴极了。那是一所新盖的四层楼房,有带煤气的厨房,有盥洗室,进门的走廊也很大,可以放一个饭桌,深红色的水磨石地把两间卧室衬托得干净舒适大方。

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把母亲接来住,因为她马上就要退休了。这样,把小新接来也有人照顾。真没想到,美珍坚决不同意,她说:“那我暑寒假回来住在哪儿?”

“我们有两间房,照样住得下啊!”

“那不行。我不能和你母亲住一起。”

“那小新接来谁管啊?你又一时回不来。” 我问。

“可以把他送托儿所,幼稚园嘛!”

“晚上和周末谁管?我又经常加班。”

我这句话把她问住了。她想了想说:“这样吧!你可以把你妈妈接来,但是,我回来时,她得离开这个家。” 她斩钉截铁地说。    美珍好不易从太原回来一趟,我知道要改变她的想法是不太可能的,既然她已经同意母亲来北京和我一起住,已经比过去进了一步,但总是在我心中留下不愉快的阴影。

自从母亲和小新搬到北京来以后,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感到有了一个自己的家。人还没到家,就从阳台上听到儿子叫唤爸爸的声音。我经常加班加点,不管我多晚回家,母亲永远在等我,带着一个老花眼镜,不是在看书,就是替我们缝缝补补。我们母子之间谈话的东西可多了。她关心世界大事,关心国家局势,总是问长问短。我们之间也经常有些小矛盾,那就是她嫌我吃得太少,或就是我责备她晚上睡得太晚,我常常加班加点,她不要等我回家。

美珍实在不会做人,每次放假来北京,大家高高兴兴,但她一见到我母亲总是拉着一个长脸,母亲很识相,卷一个小包包就走。为此,我心里自然一肚子不愉快,得隔好几天才能平下气来。她和谁都处不太好,对我姐姐哥哥,对她姐姐,都非常冷淡,只愿意和我、和小新在一起,我知道她对我好,我也经常让着她。但是,我受不了她那种嫉妒心,有时甚至嫉妒起儿子小新来。我也是一个急脾气的人,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一让再让,有时发起火来也不饶人。发展到后来,她每次来,已经成为我思想上的负担,吵架的次数越来越多。我吵完就完了,但她可以放在心里好几天,好几个月。我们之间的裂痕大起来了。过去分手是难解难分,现在我是希望她早日回太原,让我过个太平日子。

我们之间感情陌生了许多。我们的儿子小新,是维系我们感情不至于更疏远的唯一纽带。 我突然觉得,命运就象佛教本生故事里的转世,捉摸不定。菩萨尚且要经历五百次转生的痛苦,这次投胎在王后肚子里,下次就有可能成为乌鸦和鹌鹑。我们是政治贱民,德行又非菩萨可比,理所应当越“转生”越糟糕。但更糟糕的是,我们两个苦命的“同命鸟”还要相互伤害 。

阶级斗争尖锐化

1962年的秋天,中国的经济情况开始好转,人民思想也舒畅一些,毛泽东退居二线后,刘少奇提出三不政策,即:不抓辫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并且考虑在农村进行包产到户的政策。这一政策受到党内当时很多人的支持,连我们外事部门都听说了都听说了。总之,农村形势开始好转,最显著的是,我们食堂的打卤面里可以看见肥肉钉了。

可是就在一九六二年九月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断言,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资产阶级都将存在,并且随时随地妄图复辟,这也是党内产生修正主义的根源。他号召全党和全国人民:“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

1963年初,人民日报忽然登出,湖南河北等地开展了整风整社,发现地方农村干部中出现了多吃多占、贪污盗窃的行为。河北因而进行了小四清:清理帐目、仓库、财务、工分。

听说,就是在这基础上,毛泽东于1963年5月,在杭州召开中共中央工作会议,毛泽东制定了「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议」,俗称前十条,也就是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的四清运动。

总之,只要中央有什么政治动静,全国都得跟着动,而几乎绝大部分都是由毛主席发动的。尤其当毛主席退居第二线以后,他是一个不甘寂寞的人,他的脑子和别人不一样,因而不断地提出新的理论。

我们的和平委员会开始又不和平起来。中央决定派工作组下乡到农村,帮助社员进行社会主义教育。我们于是开始学习毛主席的批语:“如果不搞社会主义教育这样伟大的革命运动,让地、富、反、坏、牛鬼蛇神一齐跑了出来,那就不要很多时间,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的党,整个中国就会改变颜色。请同志们想一想,这是一种多么危险的情景啊!”一读到这句话,我的全身细胞又都紧张起来。

接着,江青在上海组织人力,开始批判孟超新编的昆剧「李慧娘」和繁星(廖沫沙)的「有鬼无害论」,说这是意识形态领域歼击斗争的重要表现。我是一个酷爱文学的人,当看到报刊上对一系列我喜爱的电影、小说、戏剧,如「刘志丹」、「怒潮」、「谢瑶环」、「北国江南」、「早春二月」、「舞台姐妹」、「林家铺子」、「不夜城」、「兵临城下」、「抓壮丁」、「红日」等进行批判时,我开始对自己打了一个大问号:我的思想怎么那么迟钝,怎么看不出这是“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的大毒草啊!

接着,这种大批判扩大到哲学、经济学、历史学、教育学各个学术领域,把哲学家杨献珍的“合二而一”的理论说是对毛泽东“一分为二”理论的对抗,把历史学家翦伯赞和吴晗的书说成是“非阶级观点”和“让步政策”。

按理说,这种学术上的论证应该是把原著印出来,让大家先读,然后允许发表不同意见,也允许被批评者辩护。事实上则不然,我们只读到一面倒的批判文章,而且以学术观点定罪,给别人戴上“修正主义分子”“反党分子”的帽子。

这种完全不讲民主强制于人的做法,我越来越觉得怀疑。毛主席为什么不出来说话啊?我们谈民主集中制,那也得先有民主,然后才有集中。现在只有集中,毫无民主可言了。

自从我回到北京以后,我和好朋友沈觐光有机会接触到一些高级干部的子弟,他们都是天不怕地不怕的人物。 从他们的随便谈吐中,我隐隐约约地感觉到,毛主席退居第二线是因为他提出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政策出了问题,他自己是不太甘心情愿的。此外,斯大林在1956年2月的二十次苏共代表大会上,被赫鲁晓夫鞭尸,曾经引起中共党内一些人士的共鸣 ,并且反映在中共1956年9月召开的第八次党代表大会的决议上,该决议提到阶级矛盾缓和论和反对个人崇拜,毛主席嘴里不说,心里是耿耿于怀的。

我接受了反右的沉痛教训,无论听到什么,都放在自己的脑子里,对谁也不说。甚至尽量使自己和这些小道消息绝缘,以防不测。

但是,这些话对我的刺激很大,党中央如果意见不合,那还了得。我立即重读中共八大决议,那里确实写着: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已经基本上建立起来;国内主要矛盾已经不再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而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八大强调要坚持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反对个人崇拜。

可是,毛主席就在这一年提出「百家争鸣」,1957年开门整风,也就是后来大家所知的引蛇出洞,接着掀起一场暴风骤雨的反右派运动,一再强调阶级斗争的重要性。这是不是和「八大」的精神背道而驰?我就在那时,莫名其妙地成为被斗争的对象。最后充军青海。

我们「和大」这个组织,是个政治上很敏感的外事单位, 往往处于战斗第一线。我在财政部工作时,苏联是我们的老大哥,我们要百分之一百的向苏联老大哥学习。谁知,到青海转一趟回来,苏联忽然成为了我们的头号敌人。这变化简直太大了。

中苏有分歧的苗头我还在财政部工作的时候就感觉到了。具体表现在1956年2月赫鲁晓夫彻底否定斯大林,我们人民日报于当年四月就发表了一篇「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的文章,对斯大林的功过予以三七开。当时我还就此问题和苏联专家谢尔盖.米哈伊洛维奇谈过。1957年11月,毛泽东率中共代表团去莫斯科参加十月革命四十周年活动回来以后,我们很快就听说,毛泽东在大会上公开批判赫鲁晓夫的「三和一少」理论,即对资本主义“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少支持第三世界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根据中国的革命经验,只有通过武装革命才能打倒帝国主义和世界上的一切反动派。毛主席在莫斯科提出了三大论点:一,当前的国际形势是东风压倒西风;二,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三,只要帝国主义存在一天,就有爆发战争的可能性。

对于这样的国际论争,我的兴趣是极大的,当然,我的观点一定是站在毛主席这一面。可是,对这问题,我还没有来得及吃深吃透,就被调到青海“研究地球”去了。   

一回到「和大」,正是毛泽东在国际问题上提出“目前世界上正处在‘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 这一新见解的时候。他的论点是,中国在反对美帝国主义的同时,要反对苏联的现代修正主义,以此来促进国际形势的分化与改组,团结世界各国及革命的人民结成反帝反修的国际统一战线。

1963年,中共在「红旗杂志」连续发表九篇评论文章,以非常尖锐的语言驳斥苏共的理论,并公开批评苏共是投降主义,是修正主义。我把那几篇文章红圈圈、绿圈圈读了一个透,有的句子当时都可以背出来了。根据这些战略思想,我们单位常常参加国际上召开的一些和平会议,也就是站在斗争第一线,与苏联永远针锋相对,两边都拼命招兵买马,积蓄力量,想通过对自己有利的决议,非常刺激。我对国际形势的兴趣大大增强了。我是多么希望有机会也去参加这种有刺激性的国际会议,还可以借此机会看看世界。

文化大革命爆发了

每天早上八点到九点是我们政治学习的时间,大家都要自学读报,雷打不动。

1965年11月30日的「人民日报」上刊载一篇批评北京市副市长、历史学家、戏剧家吴晗的一篇文章,是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姚文元写的。姚文元此人我从来没听说过,但是我多年来的敏感神经告诉我,一篇在党的喉舌报发表的批评文章,绝非等闲。我于是仔细阅读起来。原来吴晗于1961年写了一部关于明代的历史剧「海瑞罢官」,姚文元对该文章在风格上、艺术上和内容上全盘否定。可是在文字上写得非常隐晦,我就把它当作一篇学术性讨论文章,搁置一旁,未于理会。可是不几天,人民日报要求人们就此文章进行讨论。

根据我的历史经验,一篇文章不但登在党报,还要求读者讨论,其中必有隐情。接着,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周扬在年轻的业余作家集会上讲话,要求大家在艺术和文化领域改变工作作风,要有阶级斗争的敏感性。

一提到阶级斗争,我的汗毛立即竖立起来,就好象唐僧要开始念紧箍咒了。可是不几天,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市长彭真出来发表讲话,希望这学术讨论适渴而止。大人物出来说话,的确起作用,这场辩论就无声无息嘎然停止。谁知几周以后,1966年2、3、4月一场大批判开始了。不少在学术上有地位的,如北京大学历史学家翦伯赞教授、中央委员、戏剧家田汉、以及和吴晗一起撰写「三家村札记」的的邓拓、廖沫沙等都拉了出来被指名批判。说吴晗写「海瑞罢官」是隐射毛泽东罢去国防部长彭德怀的官。毛泽东于3月17日至20日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把这些人说成是反共分子、是国民党。并提出要在文、史、哲、法、经济等领域进行文化大革命。4月2日,后为文革小组成员的戚本禹在「人民」「光明」两报把「海瑞罢官」文章说成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向党进攻,并点了彭真市长的名。4月16日毛泽东亲自举行政治局扩大会议,公开点名批评彭真,说北京市是「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封建王朝。    

起初,这些高层党内会议讨论的内容我们老百姓是不知道,也是不应该知道的。可是,小道消息,不胫而走,1966年5月4日青年节,人民日报正式挑开矛盾,宣布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开始,说这是一次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在思想战线上的你死我活的斗争。看到这篇文章,我身上所有的细胞都上下激烈地游动起来。晚上回到家,打开收音机听到广播员在读共青团的号召书,要求青年人积极地参加在文学、艺术、教育、历史、哲学、新闻各个领域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

这时,我的胆小如鼠的母亲就轻轻地问我:“愚谦,北京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报纸上写的文章,我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莫不是又要搞什么运动了?”

“看样子,气势还很大。”

“愚谦,这次你可要小心了。少说话,病从口入,祸从口出,听见吗?” 知子莫若母,母亲从来说话不多,但总说到点子上。我点了点头。

第二天一大早,我骑车到机关去,只见有一些人群举着标语牌,纷纷来到北京台基厂市委大楼前,边呼口号,边摇旗呐喊。“打倒黑市委”,“打倒黑市长彭真”,“彭真必须低头认罪”“彭真必须交待反党罪行。”我们和大的机关就在北京市委大楼旁边,市委大楼前的骚闹声不绝于耳。这样的大示威继续了很多天,队伍越来越多,来自北京工厂、学校、医院、商店各个单位,很自然,这些都是通过中央点头组织起来的。大多数游行的人跟我一样,不知怎么回事,我想。

可是,很奇怪的是,我们「和大」的党员反应并不热烈,有的对此游行还很反感。难道他们没有得到党内传达?难道这些人真是自发的?他们有这种胆量?我开始模糊起来。

1966年5月26日,人民日报又提出了反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话,可是它没有具体指出谁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指知识分子?还是指党内的领导人?看不透,吃不准,还是沉默为好。

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其用辞之激烈,充满了火药性,使我们全单位的人都紧张起来。各个神态严肃,因为这十几年,政治运动已经把人们搞怕了,特别是年岁略大一点的,都经历过反右运动,生怕这次运动降到自己身上来。晚上八点,各地电台联播节目里公布了北京大学一张大字报,它是以北大聂元梓为首的七个人写的,内容是攻击北京大学以陆平校长为首的校党委,镇压群众起来闹革命。第二天,人民日报大字标题转载,并发表社论”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

这岂不是造反了。一组大学的师生竟敢指着校长鼻子骂街,按反右的历史教训来看,这不是反党吗?怎么报纸还为他叫好呢?莫不是反右前的重版,引蛇出洞,我想。可是,年轻人不是这么想的。这把火一点,全北京市大学、工厂都动员起来,纷纷贴大字报向本单位的党委开火,使得单位领导人非常被动,不知如何对待为好。

我的思想是完全站在群众这一边的。因为自从反右远动后这九年来,几乎从上到下都是一言堂,共产党员说了算,官僚主义日益严重,老百姓牢骚满腹,有苦难言。积累了这么多年的怨恨苦水,一下子都吐出来,当然势不可挡。尤其是五十五个高等学校的大学生,年轻人,没有什么历史包袱,大字报写得满天飞,北大清华每天引来千万个前来取「经」的人。      无形中,大学的群众运动分成两派,一派认为,这样的一个运动,必须在党的领导下进行,以免出偏差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应该由上面派工作队来指导,也就是后来所说的保皇派。另一派则认为,我们大学生自发来造反闹革命,不需要什么保姆来管。这就是以后所谓的造反派。由于北大的那张大字报,聂元梓一下成为了造反英雄,她到处煽风点火做报告。很快,全市各高等院校都以北大为模子,纷纷形成了两派,以致三派四派。每派都拿毛泽东思想为幌子。“和大”院子隔壁的北京市委机关大院,那里天天呼声震天,不仅触及灵魂深处,有时甚至触及皮肉,因为除了革命口号,我们也听到哀叫和求饶。而“和大”这边,依然温情脉脉,歌舞升平,一派世外桃源景象。这是为什么?既然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是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我们作为国家机关的重要部门,就应该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冲击一下我们单位里的官老爷们啊,我心里想。

可是,偏偏在这么热火朝天的运动中,「和大」一片平静,我自岿然不动。而且不断地听到这种论调:「和大」单位小,没什么问题。

「和大」终于也动起来了

 初生的牛犊不怕虎,我们「和大」新调进来的年轻人开始憋不住了。他们在反右时期还是孩子,不知道后果的严重性,就纷纷自发地骑自行车到北大清华去看大字报,回来就向大家介绍情况 ,蠢蠢欲动。可是,机关领导按兵不动,也不支持大家写大字报。

负责政治、人事工作的王秘书长并且在下面要人们警惕,注意那些过去政治上犯过错误的人,准备抓黑手。我听到此话更是心有余悸,哪敢乱说乱动。

谁知,8月5日,传来了一个大消息,毛主席在中南海贴出了题为「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内容是:“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写得何等好啊!请同志们重读一遍这张大字报和这个评论。可是,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随后,他又提出:“要揪出身边的赫鲁晓夫,要从灵魂深处闹革命。”

我对毛主席是更佩服了,他身为党主席,国家领导人,但他脑子内想到的永远是人民群众。他已看到,在党内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当官做老爷,他看到国家在改变颜色,因而他提出搞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我开始回忆起青海的四年,想起当地老百姓的苦日子。三年自然灾害时,我和他们在一起,挣扎在死亡线上。在大西北,有些穷山沟沟里,老乡一家子只有一条裤子,谁出门谁才能穿,其他人整日只得蜷曲在炕上。

而这里的高级干部,锦衣美食,坐在轿车里,还要将纱窗拉得严严实实,把自己和人民完全隔开,让我特别反感。我对刘少奇那种官僚作风也深为不满。你们自称是为人民服务的,可是你们为什么怕面对群众呢?我那时,哪知道上面中央领导人的内幕。 只觉得毛主席说的那些话,全说到我心坎里去了。我们单位有些领导人就象他所批评的,就是不愿意闹革命。我的心开始动了起来。我觉得毛主席真太伟大了。

因此,我联想到我们的“和大”,不也是应该好好改造一下了。两天一小宴,三天一大宴,不全是老百姓的财产。我们单位的年轻小将一看到毛主席也写大字报,也开始写大字报了。单位领导也不得不同意,把我们的会议室辟为大字报室。我刚刚想动手写大字报,但我又动摇了。你过去的苦头受得还不够?目前,你所得到的一切来之多么不易啊!你可一定要接受反右时的教训,少说话,多工作。哪怕天塌下来,也不要头脑发热。大字报让别人去写吧!

 在天安门城楼上见到周总理

一九六六年八月十八日,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首次接见从外地串联到北京来的红卫兵,我有幸成了“八一八”这个有历史意义日子的见证人。那一天, 国务院邀请在北京的长住外宾登上天安门城楼,和毛泽东一起检阅上百万的红卫兵大游行。我被领导分配,负责安排登上天安门城楼的外宾的座席。一听说能登上天安门城楼,我欣喜若狂。那时的天安门在中国人心目中,是多么神圣啊!回忆刚解放,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我还是大学生队伍里的一员。在茫茫人海中,我曾经是多么虔诚、多么激动地翘首仰望过它啊。那时我竟不知天高地厚地幻想过,如果有一天,我也能登上天安门城楼,该是多么幸福啊!没想到这一天来得这么快,而且是与毛主席一起登上城楼。古往今来,有哪一个领袖能与毛主席比啊!当时我想。

八月十八日那天早晨,我陪同美国的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爱泼斯坦、新西兰的路易.艾黎、叙利亚的马海德和日本的西园寺公一等等鱼贯登上天安门城楼。广场上坐满了几十万红卫兵,他们头一天晚上就来到这里,为了今天能见到毛主席,整整坐了一夜。广场上,红旗和语录组成一片红色海洋。那场面太壮阔感人了。我相信,即使再没有革命热情和胸怀的人,见到这样的场面,心中也会被激出火花来。就在那一刻,我快速地反省了自己从文化大革命开始以来的消极心态,我对自己说,这么伟大的革命运动,你作为一个国家干部怎么可以坐视观望呢!

脑子里正在“天马行空”,忽然看见周恩来总理向我站的地方走过来。他一脸倦容,右手习惯地插在解放军军装的排扣之间。时间尚早,大部分观礼的首长还没有到,总理一定是不放心今天这么重大的活动,提前来检查的。突然,总理朝我摆了摆左手,笑着说:

“年轻人,过来,你叫什么名字来着,我好象见过你。”

“我叫关愚谦。现在「和大」工作。” 我快速走到他的身边说。

“关愚谦?” 总理又好好地看了看我说:“我记起来了。你不是关锡斌的儿子吧!” 总理问。

“是。” 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更得体,我想起建国初期在老外交部和邓大姐跳舞时见到总理的情景,只好应承着。

“怪不得,长得很象你爸爸年轻的时候。” 总理微笑着说。我早先就听我父亲说起过,当年他曾与周恩来一起在天津办过“觉悟社”,是一个革命组织,后来他们又一起在法国勤工俭学。

“走,陪我到城楼那边走走。” 总理指了指城楼的东边。

天安门城楼相当开阔,从东到西有好一段路要走,我怀着一种极大的幸福感和满足感走在周总理的身边。

“总理,您看上去显得有点累。”我总算想出一句词来了。

“是啊,昨夜一夜没能合眼,检阅红卫兵了。”

“为什么夜里还检阅啊?” 我问。

“你们年轻人想不到啊!毛主席他老人家年纪大了,到天安门城楼来检阅红卫兵是很累的。上百万的红卫兵队伍在三个小时之内要安全顺利地通过天安门,不是简单的事情,我不放心啊!为了不出差错,就先预演一次。结果昨晚整整折腾了一夜。”

“您也得多照顾自己的身体呀!总理,您和毛主席谁的年纪大?”

“我和主席的年纪差不多大。可毛主席是个了不起的伟人,我不能和他比。我们不但要按照他老人家的指示办事,更要照顾好他的健康,他越健康长寿,对我们中国人民越有利。” 总理坚定而有力地说。

“你父亲好吗?我和他有好几年没有见面了。” 总理的问话打断了我的沉思。

“我父亲很好,他常常提起您,教导我们以您为榜样。”

“我不重要。” 总理摆了摆手说:“毛主席才是我们的榜样。我们必须把毛主席的著作学深学透。”

这次短短的谈话,一直镌刻在我记忆的深处。在后来的海外生活岁月里,我曾采访过许多世界政坛上的风云人物,但没有一个人象总理,能给我留下如此深刻的印象。他的谦逊、他对毛主席真心的敬佩和忠诚,深深地打动了我。我当时想;总理对毛主席都那么尊敬,那么深信不疑。我一定要积极地响应毛主席的号召,积极投入到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去。

毛主席来到天安门,天安门广场沸腾了。“毛主席万岁”的欢呼声响彻云天。我向毛主席、周总理站的方向引颈长望,激动得热泪盈眶。

和总理谈了话,又见到毛主席,我激动了好几天。心里热血沸腾。我觉得自己太自私了。眼看国内文化大革命进行得如火如荼,而我自己还是那么私心重,怕使自己重蹈覆辙,这怎么对得 周总理对你的信任。为了祖国的江山不变颜色,你应该全心全意地投入到文化大革命中去。

我把自己关在家里三天三夜,用毛笔写出了一份长达三十六页的大字报,严厉地质问:为什么我们“和大”这样重要的单位,在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中,竟然如此冷冷清清,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的这张大字报,用那时流行的话说,是揭盖子。虽然我没有指名道姓,但大家都明白,我的矛头是针对“和大”领导的。一时间,这张大字报成了机关议论的中心,有的对我怒目而视,有的向我表示同感,年轻的大学毕业生则感到受到启发。

没过几天,我便听到了极其可怕回响。有人说,“和大”的右派分子和反革命分子要趁文化大革命之机为自己翻案了。一天晚上,有一个平时和我很要好的同事在办公大楼的走廊里拉住我,悄悄对我说:“你可要小心啊,咱们单位的领导已经找了许多人谈话,要广大群众对你加以提防,说你是历史上有问题的人。”

坏了,那帮保皇派们一定翻看了我的档案,想拿我的右派问题做文章了。想想六二年,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刘少奇又重提庐山会议的旧事,结果受到批评,无权与会的彭德怀就因为听到风声后,写信辩解,结果被毛泽东说成是企图“翻案”,彭德怀的命运由此更糟!我是个小人物,要是被扣上“翻案”的罪名,怎么得了?我忽然后悔起来,狠狠地责骂自己,你真是好了伤疤忘了疼!好象世界上没有你,就革不了命似的。瞎积极,到头来,自己倒霉。 现在,光天化日之下白纸黑字,覆水难收。

那一夜,我坐到天亮。

十岁儿子写反动标语?

随着社会上的动荡,“和大”也很快象其他单位一样,分化为造反派和保皇派。造反派认为,“和大”领导有非常严重的官僚主义作风,长期脱离群众,压制群众造反闹革命,应该自我检讨;另一派则极力保护领导,把造反派的行动说成别有用心,并提醒大家,要警惕和防止以造反为幌子的“黑手”。所谓“黑手”,是指暗中进行阴谋活动的人。

“和大”的两派斗争愈演愈烈,我自从写了那张几十页的大字报后,尽管已经后悔不迭,但抽身是不可能了。但年轻人不管那一套,一个星期日,有十几个比我小差不多十岁的年轻人主动来到我家,和我研究今后的对策。谁知第二天单位里就传成了大新闻,有人断言:“右派份子这下可找到老窝了”。我那时也管不了那么多,认为只要相信毛主席,是不会错的。

模仿毛主席的《论持久战》,我们制定了以下四个策略:按兵不动,引鱼上钩,诱敌深入,迎头痛击。第二天,机关里出现了一张漫画,画着机关王秘书长,面带微笑,背后藏了一把刀。结果两派的人在楼道上吵了起来,一方要撕,一方不同意。在这之前,尽管外面大学、工厂已经打得不可开交,但我们的单位的秀才们还很文雅,基本是“君子动口不动手”。这张漫画竟然差点引发出武斗,倒让我们这一派的秀才们有所反思。

当天下午,小黄主动撕下了自己的漫画,并写了一份检讨书,承认这样做太过分,不利团结。而保守派不领情,贴出了一张大字报,什么“无赖、可耻、反动分子、黑手、右派”的大帽子,全给我们扣上了。大家生气之余又挺得意,觉得“引鱼上钩”这计策灵验了。

机关的大字报贴满了整个楼下大厅。其中有一张大字报贴在一个不显眼的位子上,但却是一颗重磅炸弹。它的矛头第一次点名地指向了以王秘书长、办公室何处长为首的单位领导。被激怒的领导赶忙召集会议,布置任务抓黑手,揪右派,准备向批评他的人“秋后算帐”。

大家听说,王秘书长还列了一个黑名单,凡是以前定性为“政治上不可靠的”人都在里面。这一消息激怒了不少一直旁观、采取不介入的中间派,一下子也倒向了造反派。用红绿兰白纸写的大字报,一夜之间,再次铺天盖地贴在大厅和过道的墙上。矛头指向王秘书长等人。

就在这节骨眼的时候,我们单位接到了一项接待外宾的任务。由于对方身份很高,计划中提到由周恩来出面接见。周总理一读到「和大」秘书长签发的那套罗嗦的接待计划,就对陪同外宾来的「和大」法文翻译张麟玉等人随便说:“现在是什么时候了,你们的接待计划还是那么老一套,没有新意,我看你们和大还没有造反团吧!”

周总理在我们「和大」威信极高,张麟玉又恰恰是我们造反派的头头,他一回到单位立即把总理的话告诉造反派的人,无形中给我们打了一针振发剂,大家一呼百应,“和大”的“革命造反团”就在当天趁势成立了。张麟玉为总负责人,我也被选为领导小组的成员,负责造反团的对外联络工作。

1967年新年的时钟刚刚敲过,上海的工人组织宣布夺取市政府大权,我们的秘书长们大部分已经成为被批判对象,当时的党组织已几近瘫痪,大权旁落。唯一可与造反派结合的是军队来的杨骥,我们造反派无形中成为了领导班子,凡决定机关的重大事宜,原来那些“德高望重”的领导,开始谦逊地找我们造反团的头头商量一起做决定。

 我们不断听到社会上其他造反派的壮举:以向“四旧”开火的名义,烧图书,砸商店,毁路标。他们冲进古老的庙宇,将多少年多少代人保存下来的珍贵的文物古董砸烂。一个惊心动魄的消息是,由大连海运学院十五名师生组成的“长征红卫队”,步行两千里到北京串连。《人民日报》为此发表了题为《红卫兵不怕远征难》的社论,掀起全国串联高潮。扒火车,抢轮渡,从南到北,从东到西,生产停下来了,而人如中了邪的陀螺一样,转个不停。运动不断升级,连国家主席刘少奇和文革小组成员陶铸都被红卫兵揪出来,被打成反党分子、内奸和叛徒。接着传出了越来越可怕的消息:著名哲学家、武汉大学校长李达活活被打死,著名作家老舍自尽于太平湖。有名的艺术家、文学家、科学家一夜之间都成了“反动学术权威”。警察、军队眼见红卫兵到人家里去搜、砸、抢、烧、明明看见马路上被红卫兵闹出人命案,他们也不敢出来阻挡。因为这是革命行动,这是毛主席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啊!江青的“文攻武卫”的口号一出来,全中国则完全陷入了无政府的混乱状态。年轻学生开始到军队里去夺取枪支,各个派别之间已经打红了眼,各个城市都开始了真刀真枪的街巷战。

阶级斗争已经遍地开花,有一天,我回到家里,就听人说,我儿子小新和隔壁邻居的小钢在过道墙上写了反动标语,被人发现了,公安局刚刚派人来过,拍了照相,回头还会有人来。这消息传到我们这楼里,弄得全楼风声鹤唳,草木皆兵。我们这一楼,共有十来户人家,差不多都有孩子,年岁也都差不多,属我和戈壁邻居姚宗的两个孩子小新、姚钢最调皮,因而有什么坏事,都往他们两人身上推。

我一听,神经马上爆裂了。在这年头,没有比写反动标语污辱毛泽东的罪行更厉害的了,要把你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小新才十岁,不懂事,当然一切都要算在老子的账上。教育无方嘛。我再三审问小新,他一口咬定不是他所为,也不愿说出是谁干的。

我心里暗暗高兴他不出卖朋友的行为,但也希望知道,这事与他确实没关系。为了这一件事,弄得本来相处很好的邻里互相很不愉快,我心里开始反感起来了。毛泽东为什么就那么神圣?不能碰一碰?孩子他们不懂事,哪能责怪他们呢?我又到过道墙上仔细看了看?哪有什么反动标语,只是墙上写着毛泽东的名字,时间已久,痕迹已经不清楚了。也不知是谁,下楼梯手欠,顺手在墙上用指甲划道,把毛泽东的三个字也带上了。这就是反动标语。我看了以后,真是怒从胆边生。这种无中生有也太过分了。我于是亲自到当地公安局把情况详细告知,他们才没再查问下去。

 我得罪了恩人廖承志

我在单位造反团负责所谓对外联络,即和中央部门各外事单位,如外交部、对外文委、外贸部、中联部的造反组织保持联系,互通消息。某天下午,我到对外文委参加外事口造反派联络站的碰头会,忽然有外交部的一个年轻造反派成员透露,外交部的造反派准备要在人民大会堂斗部长陈毅,并要揪出其后台周恩来。希望各单位支持。

陈毅是我父亲的老上司,在解放战争时期,我父亲曾做过他的翻译。他也是我尊敬爱戴的人,周总理更不用说。我立即打电话给“和大”造反团的领导小组请示,怎么办?小组领导成员马上表示:“坚决不同意,不然就退出联络站”。这正是我想说的。我立即向外交部造反派转达了此意见,别的单位也有些人认为太过分,结果大伙闹得不欢而散。

自从造反团夺了“和大”大权以后,我虽然是领导小组的成员,但在心里却再三提醒自己,一定要小心,不要锋芒毕露,你和那些年轻小将不一样,你是有历史包袱的人,要接受历史教训,不然还会倒霉的。我知道,目前虽然一帆风顺,但有相当一部分人对造反团的夺权是不满意的。一个从军队里调来的疯疯癫癫的年轻打字员小任,说话语无伦次,却忽然又指名道姓地说我是单位的“黑手”。我一听这个词,本能地感到脑后冷风嗖嗖。

总理办公室打来电话说,越南南方来了一个相当重要的军事代表团,指示我们在北京饭店为他们组织一次招待会,并由当时的亚非团结委员会主席廖承志出面主持。这是我们造反团夺权后第一次接受组织外事活动的任务,由我坐镇指挥。招待会进展得很顺利。廖公和我很熟,他的家我去过,和他爱人经普椿以及孩子们都见过。而且我把他当作我的恩人,因为,如果没有他支持,我是调不回北京的。谁知,快结束时,单位造反团突然打来电话,要我把廖承志请到“和大”来和群众见面。我立即明白这“见面”的意思,是要廖承志接受群众面对面的批评。

在我们机关里,已经有过很多张大字报,批评廖承志的官僚作风。廖承志是国民党左派廖仲恺和何香凝的公子,解放前一直在周总理麾下,从事统战工作, 他不但在党内很有名望,而且在国际上也是个名人。

有一次,老挝的富马亲王到北京来,廖承志要请他吃“龙虎斗”,也就是以蛇和狸猫为主料烧成的广东名菜。那时的北京哪里去找狸猫啊!廖公只是随便说说, “和大”秘书长就急了,让我们出高招,我们只好把电话打到广东,弄得人家哭笑不得。这个段子后来让周总理知道了,总理半是批评半是调侃地问他:“小廖啊,是不是大少爷脾气又犯了?”在总理面前,廖承志可就潇洒不起来了,必恭必敬地接受批评。这一幕是我亲眼看见的,当时我碰巧在旁,觉得双方都很有趣,也看得出二人的交情。

以前,有关他的这类事常常是作为名人轶事传来传去,而现在,在文革期间,一下子变成了他的罪证。

正由于文革时期,人人斗得眼红,廖公被周总理保护起来了,人人很难见上廖承志一面,这次他来是周总理给的特殊任务。现在有这么一个机会,造反团头头要我务必要把他“请”到“和大”来,这不是“将”我的“军”吗?我知道弄不好,此行会成为“鸿门宴”,要真那样,我那担待得起这个责任。但电话那头强硬地说:“这是政治任务,一定要完成!”怎么办呢?我只好赶快去找廖公。廖公那时已穿好大衣,正准备下楼。

“廖公,请您等一等。”

“小关,什么事啊?” 廖承志笑着问我。

“我刚刚接到‘和大’造反团的电话,委托我务必请您到‘和大’去和大家见见面。”

他一听这句话,脸色马上变了:“小关,我正在疗养,是周总理亲自批准的。今天来是特殊任务。你对造反团解释解释,下次吧,我另找时间准和大家见面。”

我从心里真想放他一马,但我的日子就不好过了。我于是试图说服他:“廖公,其实‘和大’的同志们对您没有什么大意见,您就去见见他们吧。您这次主动来了比以后用其他办法请您来,不知好多少倍。我保证,最多耽误您一个钟头。我负责送您出来。”

“就一个钟头?”

“就一个钟头,我以生命保证。” 我急不择言地说,说得连廖公也笑了起来。

我本以为,造反团是在小范围里和廖承志见面,谁知道,等在大会议室里的却几乎是全体干部职工。他们又是呼口号,又是控诉,会场顿时难以控制。我感到自己又办了一桩大蠢事。我不想让战友们觉得我这人有资产阶级温情,但我也不能得罪廖公啊。我不停地看表,刚到一个小时,我立即起来宣布:

“廖公还有别的事,我答应只占用他一个小时,现在时间到了。” 我搀着廖公,趁大伙还没回过神来,我们已走出会场。我把他送上车,向他的司机小孔一摆手,他一踩油门,飞快地离开了。

她也把我母亲叫妈妈

那是一个闷热的仲夏之夜,晚上我回家,推开门,母亲正和两个陌生的女孩子闲聊。出于礼貌,我向她们点点头,其中一个觉得有些面熟。“愚谦,这是阿德呀!”母亲招呼着我说。想起来了,十几年前,我母亲在上海教诚小学教书的时候,学校里有一个小女学生家境贫困、无依无靠,和外婆一起生活。由于营养不良,她得了淋巴结核症。这在当时是危及生命的病,母亲燃起了恻隐之心。当时母亲自己生活并不宽余,但她还是从她的工资里,拿出一些钱来给她治病、买鱼肝油之类的营养品。由于她年轻,竟然很快痊愈了。为了表达她对我母亲的养育之恩,也就喊我母亲为“妈妈”。我们则称呼她的小名-阿德。  

“你好,愚谦哥。” 阿德叫了我一声,并用关切的眼神注视着我。

“来串联的吧?” 我问了一句。

“嗯!学院里已经不上课了,学生都外出串联,我们到北京来玩玩,顺便也看看妈妈和你。这是我的同班同学。”

“愚谦,阿德他们头一趟来北京,抽空陪她们好好玩玩。该上那儿你最熟。” 母亲嘱咐我说。显然,阿德来看她,她非常高兴。

没想到,过去一个小姑娘,现在长大成人了,大大的眼睛,如满月般的脸庞,笑时露出满口如玉般的白齿。我们单位正好成天乱哄哄,接待各地来串联的小将,没什么正事可干。第二天我就向单位请了事假,说有上海来的亲戚来北京,我愿陪他们转几天。

当导游,是我的本行,熟门熟路。我给阿德讲北京的胡同,带他们去故宫、游颐和园、逛西山、观寺庙,给他们讲清代皇帝的皇宫生活、北京人的笑话,暂时将单位烦人的事忘了。

阿德住在我们家,早晨帮母亲准备早饭,抢着洗碗。晚上回家的路上总要买点菜和零食带给母亲。临走前两天,阿德不顾母亲拦阻,非要把家里的被褥里里外外拆洗干净,再重新缝订好。我有些惊讶,刚二十岁的小丫头,真懂事。

两个星期很快过去了。我送阿德到北京火车站。她坐在公共汽车上还说说笑笑的。怎么火车开动的一刹那,阿德挥动着手,隔着窗户,我看到她脸上挂着泪水。我糊涂了。她为什么会如此难过啊?莫不是她对我起了好感?

很快,我收到了阿德的信。她在信中用她那秀丽的字,描写天空,形容大海,她则是一个孤独的海鸥,飞翔在浩瀚的大海之上。最后她飞到一个春暖花香的地方,迂见了我。从她的字里行间,透露出她对我的含情脉脉。我心里感到甜丝丝的。我很快地复信给她,也表示了我很喜欢她,愿把她当作小妹妹看待。

1967年,为了让常住外宾了解一下上海工人造反团夺权后的情况,国务院外办要我们单位组织常住北京的外宾到上海去参观。这里不但包括我们「和大」的,还有电台的李敦白,外文出版社的爱泼斯坦,卫生部的马海德,造反团则派我为领队。在上海期间,我接触了阿德两次,我发现她是一个非常懂事、对人和蔼可亲、有教养的女孩子。她虽没有美珍那么漂亮,但是,她对我母亲那么好,也非常喜欢小新,这对我来说是最重要不过的。

她为什么这样对待我?

当一对夫妇感情上已经出现裂痕的时候,最怕的是第三者的介入,我完全陷入了情网之中。回到北京不久,正逢山西大乱,大学已经不能继续上课,美珍借机回北京探亲。当天晚上,她还未等我开口,就提出让我母亲到姐姐家去住的要求。我一听火冒三丈,立即否定她的意见,并且向她说:

“美珍,你已经知道我们两个人感情越来越疏远,何必再这样拖下去呢。”

“我知道,那你想怎么办?”

“我们离婚吧!”

“我同意离婚,还是那个条件,先想办法把我调回北京。” 美珍不动声色地说。

“我已经想过多种办法,但我无能为力。”

“去找你的爸爸,他总会有办法的。”

“现在这个时候,他自身难保,能有什么办法?别再拖了,还是把离婚手续办了吧。” 我不耐烦地回答。这种坚决的态度,是我从来没有过的。

“没那么容易,离婚可以,得等我调回北京。” 她也开始火了。

“不行,我们立即办手续离婚。” 我开始大嚷起来。

“你是不是外面有了人了?” 她凭着女人的直觉说。

“是的,我爱上了别人,我不能再和你一起生活下去了。” 我直截了当地说。当时的中国,打内仗已是家常便饭,每个人都非常急躁失常,我明明知道,我这样激她,无济于事,但我已经控制不了自己。

我的态度大大刺伤了她。可怜的美珍,这次回北京是来避难的。当时在太原,人人斗红了眼,她又是「摘帽右派」,日子更是难过。我甚至没有听听她此次回京的打算,更没有问她在山西的生活,就直接提出离婚,这岂不是把她逼得无路可走吗?

她被激怒了。趁我第二日上班之际,她在家里翻箱倒柜,竟然找出我给阿德拍摄的一叠照片。铁证如山,我在外面有了外遇。当时的社会,“乱搞男女关系,对妻不贞” 都是最敏感的,与道德败坏联系在一起的。红卫兵想搞臭一个当权派,往往就先从私生活下手,美珍抓到照片的把柄,开始也以此来威胁我,我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

如果我没有贴出三十六张大字报,如果我不是造反派领导成员。一切还好办。现在,两军对立,都斗红了眼,我的私生活问题一曝光,不但我完了,我们的造反派也不得好下场。我只好忍气吞声,受美珍的支配。

美珍一见得势,一不做,二不休,于一天晚上,当我下班回家时,她招来她家的亲戚和朋友。以胜利者的姿态,要我写检讨书,要我交代与阿德交往的细节,以及我是否还有别的“私情”。如果我不老实交待,她就要到我的单位告我,说我在外面乱搞男女关系。

这一招比什么都厉害。阿德和我的友谊再纯洁不过了,两人又住两地,这种感情也是绝对神圣的。美珍怎么采取这种办法对付我呢?那个时候,男女关系虽说是“个人生活作风问题”,但谁犯了这条,谁就会受到不亚于政治犯或刑事罪的处罚。调离工作,下放边疆,还算是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我在青海劳改农场就有几个因为“个人生活作风问题”而遭发配的难友。

我象不认识美珍似的盯着她, “啪”的一声,我只觉得脸上火辣辣的。

是美珍干的。她竟然当着一屋子人打我。那是北京的夏天,所有的窗户都敞开着,左右邻里都听得一清二楚。我没有还手,但却痛在心里。那个温存美丽、手无束鸡之力的美珍,竟能动起武来。

“逼供信”是文革中盛行的做法,没想到先在我家发挥了威力。我只想赶快把这事糊弄过去,你说什么,我都承认,争取“宽大处理”。我最怕她把这事捅到我的工作单位,我的处境已经不妙,千万不能再授人以柄了。否则,可能要再次下青海,以“个人生活作风问题”的罪名与老朋友重逢了。

美珍远比她的外表坚硬。她写信到上海,唆使她的亲戚到阿德家兴师问罪,把阿德打了一顿。阿德不敢写信给我,而写信告诉了我的姐姐。我对美珍绝望至极。我发誓,即使死,也不能再和她一起生活下去。美珍有杀手锏,她已摸透我的心态,只要我态度不好,她就用告到单位的话要挟我。

我和美珍就这样僵持和冷战着。有一天我下班回家刚进家门,就看见美珍手中高举一封信说:“上海来信!上海来信!”看她幸灾乐祸的样子,我心里想,莫非是阿德来信?自从阿德在上海挨打之后,我就一直没有她的消息,我为她无辜遭牵连感到内疚。

“把信给我。” 我尽量平静地对美珍说。

“为什么给你。你先告诉我是谁的来信?” 美珍洋洋得意地说。

“我怎么知道是谁的来信?是我的信你就应该给我。”

“是你的信。就是不给你。”

美珍啊,美珍!一日夫妻还百日恩呢,更何况我们还曾有过一段美好的日子。想当年你被打成右派时,我是多么不顾一切地护着你,你现在却这样地对待我,大家好和好散,为什么你这么对待我呢?好吧,你要把我告到单位去,你就去吧!家都成了这个样子了,我还有什么好怕的呢?我冲上前去抢信,她就是不给,我抓住了她的手,她使劲一挣,我们两人都翻滚到了地上。

信终于被我抢到手。我打开一看,原来是一个空白信封!竟然是她的一个圈套!

“离婚,离婚,今天我们就离婚!” 我冲她大声喊道。

“你还跟那个臭女人有来往,是不是?你还竟敢和我动手!关愚谦,告诉你,我一不做,二不休,我明天就把你的丑事捅到你单位去,看你有什么好下场!”

“你去吧!我什么也不怕!” 我一扭头离开了家。我认定美珍不会把这件事捅到机关去的。美珍决不会是这样的人,她再怎么丧失理性,也不会走这一着。而且对她也不会有利。

我的估计完全错了。

一天之内,全机关传遍了关愚谦的“丑事”。“和大”院子一下子贴满了我的大字报:关愚谦作风恶劣、乱搞男女关系!表面道貌岸然,实际男盗女娼!关愚谦右派本性不改!揪出在“和大”挑拨离间、搞浑水的造反派里的黑手!揪出我们造反派里的牛鬼蛇神!打倒关愚谦,实现大联合!打倒关愚谦,实现三结合!

真是墙倒众人推,不但原来我的对立面,甚至我们造反派的人也都参加进来。“和大”院内一片打倒关愚谦的大合唱。

我觉得自己陷入“万劫不复”的绝境,我成了众矢之的,我本来,被认为是挑拨“和大”群众斗群众的罪魁祸首,这还可以解释清楚,现在又加上更要命的“生活作风”,哪还有我辩解的机会,哪里还有我的活路!?

“生存还是死亡,这是个问题。” 没想到上中学时常常背诵的“哈姆莱特”里的台词,突然跳到我的现实生活中。我是否还有活路可走?会将我重新发配回青海,还是在北京就地“解决”:游街,开批斗会,接受众人鄙夷的目光和唾沫,让我的对手偷偷发笑?

如果说真是因为“政治问题”再次发配青海,我也认了,哪怕我的对手用的是卑鄙的手段。可这次,我莫名其妙地栽在家人的手里。

我想起佛经故事里的《思想本生》:菩萨转生在拥有八百万财产的婆罗门富豪家,父母去世,给他以启示,人总是要死的,聚财何益?于是,他散尽家财,入喜马拉雅山修定,他以树根野果为生,终于获得五神通八定。他在山里呆不住了,他想出山讨点盐和醋,以增强体质。他认为自己是有德之士,凡向他乐施的人,能够进入天国。一路游荡,菩萨闯入了御花园,坐禅一天。第二天,他来到王宫门前,国王被他的风度所吸引,向他请教治国经略。国王为此将御花园赏给他,为他建屋,还为他配备一名园丁。他一住就是十二年。

国王要赴边境平息叛乱,留下王后照顾菩萨。有一次,菩萨赴王后的宴请,王后的外衣正好滑下,菩萨看见了王后的下体,顿时心乱神迷,禅思消失。回到御花园,他一连躺了七天,还是无法战胜自己的情欲。

国王胜利归来看他,他说:“大王,我受伤了。” 国王赶忙要查看他的伤口,菩萨说:“大王啊!没有人伤害我,是我自己伤害了自己的心。”说完,菩萨念了三首偈颂,然后谢绝国王的挽留,返回喜马拉雅山继续修禅,直到死后升入梵国。

中学时就读到这个故事,不太懂。而眼下,我明白了。人总是很难从过去的经验中学到东西,总觉得自己修成正身,可以闯荡江湖。菩萨犯了错,还可以返回大山里,我却不能,青海不是修行的地方,在那儿呆久了,要么身体垮掉,要么发疯。我本来也可以悠哉悠哉地在“和大”的花园里享受生活,可我缺少定力。我不但伤了自己,还伤了妻子和阿德。菩萨是半人半神,而我是毛毛糙糙,缺乏自我反省的俗人。因而我选择了一条抗争的路。

我要抗争,我要我的人格和尊严。

我想到了死。